面对真相，我们都成了近视眼，并永远将是

“我觉得这是现代女性身体的一个重要影像，象征着一个寻找自我的女性。黛莉亚先是通过男性化服饰掩饰自己，后来她在那个地下室的最深处，找到了母亲原本的身体。最后她意识到，她要接受自己和阿玛利亚之间的联系，母女之间的传承得到重建，那些难以言说的东西也得到了揭示。” 这是费兰特写给《讨厌的爱》导演马里奥的信中，所呈现的一段文字。

玛吉·吉伦哈尔导演处女作《暗处的女儿》出师则利，其原著便是埃莱娜·费兰特的小说。这位颇受影视圈改编青睐的作家却将自己掩进了神秘的面纱之下，至今未公开自己的身份和性别，这一事实意外地与《讨厌的爱》中所展现的朦胧感形成了互文。

《讨厌的爱》是费兰特的首部长篇小说，一经问世便迎来如炬的关注，立刻于三年后以电影的形式与观众见面。费兰特对人物内心在复杂人际环境中的焦灼与变化有着深刻的勾勒，正是这样细腻的，难以言说的东西在每一个那不勒斯人之间搭起了桥梁。

费兰特在信中提到的那些难以言说的东西被倾注在他的文本中，是成为黛莉亚与阿玛利亚之间的牵引，又或是成为自己与那不勒斯之间的羁绊，如蛛丝般强韧的真实情感变得不可言说，那是因为我们的视线不由衷地变得模糊。像是忘了佩戴眼镜的高度近视患者，蜷缩在自己的能见范围之内。

地下蛋糕店的大门被缓缓关上，年幼的黛莉亚撞见母亲与卡塞塔亲热，此时的她没有戴眼镜，眼前的一切被打了马赛克，剩下的唯有主观的代入。从地下室切换到黛莉亚在家中的场景绝非偶然，一切在黛莉亚即将结束那不勒斯之旅，最终留步于地下室之时昭然若揭。黛莉亚被蛋糕店主性侵，而她不自觉地将母亲与卡塞塔的亲热场景代入，来掩盖自己的伤痛，记忆像视力一样出现了偏差。

我并不愿意将黛莉亚的近视眼设定当作时一种偶然，更愿意相信是她自身的指喻，或者说是她根植情感的藉口。如信中所说，黛莉亚一开始总是用男性化的服饰掩饰自己，在她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一直是一个艺术家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她以后的漫画家身份，在这个立场上，黛莉亚对自己的父亲是崇拜的。尤其在当时的那不勒斯，男性主义的味道相对浓了一些，引用费兰特的肺腑：“您通过一种高超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一位女性在不同男性之间进行调查的过程，这些男性代表那不勒斯过去最糟糕的一面，一些不可救药的人。您展示了卡塞塔、舅舅、安东尼奥，还有父亲的身体，换一句话说，您展示了在一种爱恨交织、逞强凌弱的关系里，他们呈现的样子。” 女性被千人千面的男性所裹挟，黛莉亚只能选择性的仰望着父亲，而母亲，也就成为了父亲和大家口中的母亲。马里奥通过几场梦境和几场回忆来表现这种情感的覆盖。梦境中，卡塞塔尾随着母亲和自己，母亲欲迎还拒的笑声……回忆里，母亲在公交车上对陌生男人的笑容……黛莉亚能够认为父亲画笔下风姿绰约，袒胸露乳的吉普赛女郎就是母亲，也不见得奇怪了。

黛莉亚换上红裙在雨中奔跑，在男人之间的冲撞下摔碎了自己的眼镜，由此，她踏上了认知重塑，审视过去的路程。她对着镜中的自己微笑，显得十分满意，此刻，视线仿佛不再模糊，红色的自己非常耀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眼镜只是根植情感的藉口而非客观设定。小安东尼奥眼看就要被舅舅扔下楼梯，楼下的母亲声泪俱下，依然不妨碍黛莉亚抬头望着楼上所发生的一切，继续仰望着她的父亲。童年的黛莉亚即便带上眼镜依然只能看到自己心中认定的事实，而现在的黛莉亚失去了眼镜的辅助，却更能看清自我，在那不勒斯喧闹的大街上自由穿梭，去正视自己的父亲，最终回到那个梦魇开始的地下室。眼镜的物理意义被放大了，不仅仅是主人公特点的设定，而成为了线索般的存在。

马里奥在地下室独白片段的影像呈现是华彩至极的。黛莉亚穿上母亲当年的衣服，仿佛被瞬间附体，眼神中透着幡然醒悟的坚毅。抬起头看到走廊尽头穿着大衣的男人走来，整个画面是虚焦的，观众知道，这是又回到了小黛莉亚的视线。需要注意的是，当年黛莉亚舔完店主给的奶油蛋糕后摘下了眼镜，之后发生的一切都在黛莉亚模糊的视线中发生，记忆在彼时被抹去了，而此刻又随着那坚毅的眼神找寻回来。母亲与自身的影像交替着，穿着大衣的男人一再靠近，摄影机终于找到了焦点，画面中露出了蛋糕店主的脸庞，并不是记忆中的卡塞塔。黛莉亚不禁抱头痛哭喊出了当年她的诬蔑之语。黛莉亚终于完成了和母亲之间的关系重构，才会在火车上说出阿玛利亚的名字，再也不是那个在画中的吉普赛女郎。

黛莉亚坐火车从那不勒斯回到博洛尼亚，母亲坐火车从那不勒斯去到博洛尼亚。这趟火车的终点是母亲生命的终结，同时母亲也用另一种方式在黛莉亚身上将生命得以延续，灵魂得以延申。

黛莉亚完成了对母亲、父亲和卡塞塔认知的倒置，也间接完成了在童年记忆中其他有关联的那不勒斯人的重新审视。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阐释，视角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我们所有的感知、理解、思考和行为都是基于一个身份和视角的。对黛莉亚来说，身份和视角的转化成就了她的直面，诠释了她的变化。扩展开来说，在真实面前，我们都是高度近视患者，只能窥见大概的轮廓，却很难接近他人亦或是自己的内心深处。费兰特的文本结合马里奥的影像，成为了一种释然，对原生环境潜移默化影响力的释然。

在塔可夫斯基的自传体影片《镜子》中，将这种潜移默化表现为妻子与母亲的交叠，自我与儿子的交叠，用时间与空间的错乱性表达人一生对于原生环境的不可抽离，而这种不可抽离性是不被感知，不被言说的。黛莉亚最初的认知形成来源于过去的人和事，黛莉亚最终的认知变化也来源于对过去梦魇的直视，原生环境伴随着黛莉亚的一生，并无法摆脱，就这样被模糊地呈现着。

面对难以言说的真相，我们都成了近视眼，并永远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