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和人性永远矛盾吗？

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Charles Horman是一位出身于中产家庭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在智利做自由撰稿人。智利政变期间，他被军方带走。他的妻子Beth辗转于各部门求助无果，他的父亲Ed来到智利和儿媳一起展开调查。影片接近尾声，当美国官员眼看着Ed，这位普通的美国公民，已经大致了解美国在智利政变中扮演的角色并相信正是美国军方导致了自己孩子的死亡（尽管大使在此之前极力否认），请看他们如何轮番上阵，为Charles之死的合理性展开辩护：

美国大使说，如果不是你的儿子被卷进这件事，你不会知道这些，你只会安安稳稳待在家里，甚至为美国的行动拍手叫好，我们的行动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保护超过3000家在智利的美国企业，国家利益也就是你的利益！

陆军武官更加直接，说你的儿子就是多管闲事，你们不是纽约人嘛，要是我这么个外地人突然来纽约，整天晃悠在纽约黑帮身边问这问那，然后终于被杀了，我难道要抱怨警察没有好好保护我吗？

一直在撒谎的官员们终于摘下自己虚伪的面具，在不知不觉中说出了自己真正的想法，而这想法恐怕非常接近真相：原来美国政府、美国军队、美国CIA所扮演的角色是可以和黑帮相提并论的。然而，在他们看似合乎现实的争辩之下，“国家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说法真的经得起推敲吗？当美国政府亲自在异国他乡策划杀害了自己的两位公民，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究竟是什么关系？

贯穿整部电影，频繁出现的美国公司广告牌屹然挺立（可口可乐，万宝路，etc.），而白马被枪声惊吓，在军车的追逐和军人的戏弄下狂奔，白鸭被军人踢飞没有再回到庭院，尽管邻居小男孩还挂念着它和Charles。这些意象提醒着观众，高墙与鸡蛋终究有别，官员的辩护只是另一种谎言，大使的话其实只说了一半：你在找你的儿子，我也在保护我的儿子（资本家们）；他没有明说的是，我的儿子能为国家产出源源不断的利益（建立在吸智利的血的基础之上），而你的儿子在干扰为此提供条件的“政治稳定”。一切不过是利字当头，剩下的都是手段。

最讽刺的莫过于在影片结尾处，当Ed在机场正告送行的美国外交官们他将在回国之后起诉他们时，他说：感谢上帝让我活在这样一个国家，能够把你们这样的人送进监狱。当我以为这部电影又落入了“美国虽然会犯错但是你看我们的民主与法治最终能拯救大家”的套路之中时，画外音告诉我们，Ed没能把他们送进监狱。他提请的诉讼被驳回了。在现实中，Charles的父亲是一位工业设计师，祖父是一位著名律师，曾祖父是一位作曲家和管弦乐指挥家。

不知可以说是告慰人心还是徒留遗憾，2011年，在智利政变38年之后，在这部电影播出29年之后，终于有一位智利法官（Jorge Zepeda）就对一位涉及此案的美国军官（Ray E. Davis）正式提出控告，并申请引渡。但是，这位军官始终没有出现在法庭之上，据说已在一家智利的养老院中去世。Charles的家人要求美国相关部门核实这位军官是否真的没有回美国、是否真的已经死亡，得到的却是他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糊弄与踢皮球。

更应该引起思考的是，那些饱受痛苦的智利人呢？他们不是谁的“儿子”吗？在Ed去往那个将“政治犯”关押在看台上的臭名昭著的体育场，被允许用广播在这些“政治犯”之中寻找儿子的时候，他将一位正从看台阶梯往下跑的智利青年误认为是Charlie，而这位青年回应道：我爸是不可能有机会来这里找我的。诚然，Charlie的父亲和妻子为寻找他而做出的努力揭开了美国政府干涉他国的一块遮羞布，引起了国内的关注，也最终得到了一定的补偿（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Charles和另一位受害者的家庭均收到了32.5万美元的补偿）。但是，在这场政变之中被谋杀的美国公民终究只有两位，而这便足以在美国国内引起掀然大波。那么成千上万的同样因为美国政府的介入而蒙受灾难的智利受害者和失踪者呢？谁能像Ed那样对美国官员施加足够的压力去寻找他们？谁为了他们去起诉美国官员？他们能受到多少美国民众的关注？更别去妄想——美国政府会做出多少补偿？

在智利政变49年之后，另一场战争出现在欧洲。我目之所及，所有权力都在作恶。有的做得更明显，有的做得更隐蔽。我想问有没有尚未泯灭人性的权力，人们却在争论哪一种恶更为正义。他们看似有理有据，跃跃欲试地为自己披上了那两位美国官员的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