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更容易犯罪吗？——美国监狱制度溯源

纪录片《第十三修正案》揭露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近两百多年前，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美国通过第十三修正案废除了黑人奴隶制，但这条法案也让黑人社区的实现平权理想的那一天遥遥无期——更多的黑人，解开奴隶制的锁链后，被关到了监狱里。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规定：在合众国境内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都不得存在，但作为对于依法判罪的人的犯罪的惩罚除外。

内战结束后，美国监狱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个占全世界人口4.4%的国家，关押着世界上22%的囚犯，其中仅占美国人口13%的非裔美国人却占美国囚犯总人数的40%。黑人高比例的监禁率，构成了“黑人更容易犯罪”的刻板印象，也剥夺了许多黑人家庭的经济收入和黑人公民的政治选举权，引发贫困、儿童教育、毒品泛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让黑人社区陷入百年难解的恶性循环。要破解“黑人更容易犯罪”的迷思，就要从美国监狱制度针对黑人族裔的系统性、历史性歧视讲起。

黑人罪犯形象的经济根源

康涅狄格大学教授耶拉尼·科布（Jelani Cobb）指出，我们必须认清奴隶制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剥削制度。南北战争和奴隶制废除之后，过去为美国经济提供无偿劳动的黑人奴隶被解放了。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政客和精英们很快利用第十三修正案中“除用于惩罚罪犯外，强制奴役不得存在”的这一漏洞，发起战后第一波囚犯潮，根据一些轻微罪行(街头流浪罪、滞留罪）将非裔美国人关入监狱内，强制他们劳动以重建美国经济3。白人精英们主宰的文学、艺术创作，也为编造出“黑人是罪犯”的社会形象推波助澜。

美国默片时代最受欢迎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就在这一时期上映，被认为宣扬白人至上主义并导致3K党的复活。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亨利·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评论道：“在这部影片中，你看到的所有黑人都是被贬低的、被动物化的角色。”在这部影片里，黑人企图强奸白人女孩，后者不堪羞辱跳下悬崖；黑人议员则在会议上作出当场脱鞋的“野蛮举动”。3K党的暴力行径被导演美化为拯救白人女性、阻止黑人投票的“正义之士”。随着影片的流传，“黑人犯了某种罪行”的判断深入人心，3K党重新掀起了恐怖主义浪潮，许多黑人被杀死。南方的非裔美国人在学校、酒店、饭店等地被隔离开来，并被剥夺投票权。

大规模监禁时代

1970年到1980年，美国的监狱人数从33万人暴增到47万人，这与尼克松时期强调“法律与秩序”的“毒品战争”密不可分。尼克松宣称毒品是美国的头号敌人，“毒品”从一个健康问题成为了一个犯罪问题，成千上万的大麻轻微吸食者被抓进监狱。2016年，尼克松曾经的顾问约翰·埃里希曼（John Ehrlichman）亲口承认尼克松的“毒品战争”只是为了将非裔美国人投入监狱。

“尼克松1968年参加选举时有两大敌人：反战左翼和黑人。我们于是将嬉皮士与大麻、黑人与海洛因联系起来，然后将两者都判为重罪。我们因此可以分解这些团体，逮捕他们的领袖、袭击他们的家、阻止他们集会。我们知道我们在毒品问题上说谎了吗？当然！”

里根上台后，“毒品战争”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战斗。一种新的毒品“霹雳可卡因”出现，持有者大多数是西班牙人、非裔美国人。里根时期，持有霹雳可卡因要被判更长的刑期——一盎司的霹雳可卡因带来的监禁等于一百盎司可卡因带来的监禁。里根的政策事实上是披在非种族外衣下的“针对有色人种的战争”。

毒品战争渗透入大众文化之后，黑人作为罪犯的形象开始大规模地出现在新闻媒体上，戴“有色眼镜”法庭判决制造了“中央公园慢跑者”等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冤案。

20世纪90年代，比尔·克林顿签署的“三振出局”（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法案促成了美国监狱的又一次大规模扩张。法案规定，如果被告得到三次重罪判决，将被直接判处终生监禁。这一法案通过后，各州得到联邦的监狱建设拨款，警察数随监狱人口数一同迅速增长。2001年，美国监狱人口数突破了200万人。

对监狱设施的需求增长和监狱的私有化使许多公司从大规模监禁中得到惊人的经济利益。美国高级纺织品公（Fine Cotton Textiles）为监狱提供包括刑服在内的136种产品，公司所有人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l）曾公开表示：“犯罪行为很猖獗，所以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有更多客户了。”而从大规模监禁中获益最多的，非美国矫正公司（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别称CCA）和Geo集团（Geo Group）莫属。这两个运营私人监狱的公司2015年一共赚了17.9亿美元。

监狱是否能成为企业家的“摇钱树”，取决于谁掌管白宫。唐纳德·特朗普就曾经表示：“我们可以让很多东西私有化，比如私人监狱就似乎运营得更好。”

黑权运动：反思与未来

美国监狱人数从1910年的11万人暴增到2000年的200万人，深深地和经济利益和政治集团的操纵联系在一起。被关押的囚犯不到2美元的小时工资让他们无法积累财富，这给监狱中占比最高的黑人社区施加了长达百年的负担。

许多研究印证了司法系统中的“族群偏见”。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授基思·佩恩（Keith Payne）在心理学实验中让受试者看一些白人和黑人的照片后，将枪、钳子、扳手等金属物品的照片随后展示。受试者在看完黑人的照片后，更容易把后面的物品图片看成枪——因为潜意识里，黑人已经和犯罪联系在一起。心理学家艾琳·布莱尔（Irene Blair）在对监狱系统做的研究中也发现，有黑人特征的犯人会被判处更长时间的监禁。

贫穷滋生犯罪，媒体和司法系统里的白人精英又戴着有色眼镜宣传和夸大黑人的犯罪比例，使“黑人更容易犯罪”成为一种刻板印象，让这个族裔深陷不公正系统里的恶性循环。

2020年，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因白人警察不当执法致死的事件震惊全美，激发了轰轰烈烈的黑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根植于警察、司法、监狱系统中的种族偏见如何解决，仍然是一个问题。一些黑权运动的质疑者认为，黑人运动者在游行中打砸抢烧的暴力行为无益于改变历史遗留下来的“黑人是罪犯”的刻板印象，而这场运动的轰轰烈烈，也归因于美国民主党要赢得总统选举的推波助澜。广大民权运动者在警惕成为财富阶级的政治工具之余，是否应该寻找更好的途径改变黑人与犯罪捆绑的种族偏见和减轻大规模监禁施加给黑人群体的经济负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