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该责怪谁呢？

看得太痛苦了。

身为被害者的导演咄咄逼人地寻求道歉，他不停地在和谐的气氛里抛出一个又一个的尖锐问题。他想击破荒木虚幻的梦，想让荒木体会到受害者的痛苦，让荒木彻底否定自己（因为对导演而言，那就意味着奥姆教否定了自己）。

但本质上，他不过是想找一个虚幻的对象，质问一个永远不可能得到的答案。不然他的痛苦无处抒发，他必须为自己的痛苦找到一个可以触摸的可以肆意攻击的现实对象。

而荒木呢，他不停地回避着整个事件，回避走进被害者的世界，用带来伤害的人不是真正的教主、不是他信奉的教义来麻痹自己。

在受害者走进他的世界，让他看见血淋淋的那一面之后，他将永远徘徊在内疚和怀疑之间。但他却依旧不会认为自己信奉的东西是错的，因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赌在了那上面，如果否认了它，也是否认了自己。

导演以受害者的身份出发，就注定这不可能是一部客观的纪录片。片子里没有太多对事件过程的梳理，而是两个人断断续续的对话，有些话好像没什么意义，但却能显现出这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导演总是能强有力把控对话的走向，他想挖清面前的这个人为何如此，话里总是暗暗有着一股恨劲儿；荒木整个人都显得摇摇欲坠，他总是在犹疑着，似乎对整个世界都不确定，却又固执地坚持着别人都唾弃的东西。

作为观者实在是太痛苦了，因为你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代入导两个人的身份里，在两边不停地拉扯，但似乎又不能苛责任何一方。

去怪罪导演吗？一个希望奥姆教的公关负责人道歉的受害者应该被苛责吗？那么被害者的创伤由谁来负责呢？去怪罪荒木吗？一个并非事件者的边缘人？可是他应不应该就自己在教会里的身份而为此表态呢？

看完只觉得都是可怜人。导演的可怜之处在于他永远被束缚在这个被加诸自己身上的悲剧里，无法放手。他只能把荒木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以为让他痛苦就会弥补自己的痛苦。

荒木的可怜之处在于他一生都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虚幻的东西里，无论是铅笔盒事件还是弟弟的病，它们都化作无形的东西无时无刻地束缚着他。他以为自己的走的路是唯一选择，就这样硬着头皮往下走，不问对错。

他们不可能真的成为朋友，也不可能解开彼此的心结，只会让彼此更加心碎。我相信拍完片子的导演应该也不是洋洋得意的，因为他寻求的道歉终究没有结果，而荒木身上活着的重负又多了几重。

看片子的时候，恍惚间觉得，荒木是真的信奥姆吗，还是只是信仰一片他自以为的虚无？或许只不过刚好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奥姆而已。或许它可以是奥姆，可以是Aleph，也可以是什么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