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议题的详尽试卷

日前，在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众多好评的纪录片《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Mr. Bachmann and His Class）终于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参加展映。众所周知，纪录片入围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殊为不易，而能以三个半小时的时长入围就更是难上加难。不仅如此，影片最终还获得了评审团奖，这只能表明其质量之高已经完全无需置疑。影片意旨丰富、层次多样，217分钟分秒都是精华，每一个完整的部分和段落也都构成了导演玛利亚·施佩特（Maria Speth）关于德国历史和当下议题的重要表达。

玛利亚·施佩特一直以来被归入“柏林学派”，在学术和评论界，“柏林学派”的电影“采取一种极端主观的视角对主题进行处理，旨在对社会状况进行一种普遍共通的刻画。”不过，“柏林学派”并不是像法国新浪潮那样的“运动”，也不是倡导某种特殊电影哲学的导演联合，它更多是让德语电影评论重新回归到德国电影中来，而该学派自90年代开始也的确在德国引发了关于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社会意义的讨论。

在被归入到这一学派的导演中，最著名的包括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温蒂妮》）、玛伦·阿德（《托尼·厄德曼》）、安格拉·夏娜莱克（《我离家了，但……》）等等，近几年来，这些导演纷纷在欧洲重要电影节崭露头角，德国本国的柏林电影节往往是他们的福地。不过，“柏林学派”非常松散，很多被归入该学派的导演甚至不愿承认与这个标签有任何瓜葛，而更愿意强调自身的表达及其独特性。因此，“柏林学派”现在基本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概念。玛利亚·施佩特这部作品同样很难也不必贴上这样一个标签，然而就“柏林学派”对社会的观察和探究而言，这部作品又可以说是和该学派某些作品的理念一脉相承。

玛利亚·施佩特2000年以来拍摄了多部电影作品，《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是她的第二部纪录长片。影片将我们带到德国著名的移民城市斯塔特阿伦多夫（Stadtallendorf）。施佩特和影片主人公巴赫曼先生是多年的朋友，这种信任关系使得后者同意前者跟拍这个班级的教学情况长达两年。在这里，跟随父母从意大利、土耳其、俄罗斯、保加利亚等欧洲各国前来德国的二代移民从零开始，由于他们每个人家庭状况不尽相同，德语水平和学习能力也不尽相同，因此也就各自面临着不同的学习和生活问题。巴赫曼先生作为他们的主管老师（教授多门课程），所要做的就是了解每个人的情况，和其他老师通力配合，让这些孩子能够慢慢融入到德语社区和环境当中，然后找到适合他们学力水平和意愿的不同等级的初中。

随着纪录片的逐渐展开，巴赫曼先生和几个学生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观众也随着施佩特的一点点捕捉孩子成长的点滴。虽然并没有像今年柏林金熊奖作品《倒霉性爱，发狂黄片》（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那样，用完全不同的材质去拼贴出一个关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激进表达，但《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同样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影片，只不过施佩特是将这些观念掰开揉碎放入到巴赫曼先生的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将现实与历史勾连起来，形成了某种历史社会学调查。关于怎样讲述德国历史才能更加生动，才能摒弃那些陈词滥调和不甚体面的感动，施佩特做出了一个相当优秀的范例。

在影片中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本由二代移民构成的班级前往当地博物馆参观，工作人员向他们介绍了斯塔特阿伦多夫的历史情况：这座移民城市原名阿伦多夫（Allendorf），在1933年纳粹接管之后这里建成了两座大型炸药工厂，二战爆发之后，纳粹又把被占领国工人强迫输送到这里进行劳动，并为之建设了集中营。通过这样的段落，施佩特不仅表明斯塔特阿伦多夫的强迫性移民历史与当下移民之间的关联，同时也是在暗示德国有义务和责任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显然，对施塔特而言，片中的巴赫曼先生所要做的也就是要拨乱反正，彻底颠覆从前移民在此处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直到影片后段，我们了解到巴赫曼先生本人也并非土生土长的日耳曼人，而是被纳粹强迫改姓的波兰裔劳工的后代。

从这个角度上说，巴赫曼先生这个国族混杂的班级（包括他自己）首先是一段痛苦历史的延续。不仅如此，这个班级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浓缩版的德国社会：在某些段落里，学习成绩成为一种“阶层”，移民学生因为成绩不好，而受到班里本土学生的嫌弃，巴赫曼先生希望能有人对其给予帮助，但一个本地男生表示拒绝，认为对方考得不好是她自己的问题，与他人无关。从这里我们也多少能看到一些排外和自利的萌芽，巴赫曼先生则严厉指出，作为一个班级应该团结一致，帮助刚刚来到德国的同学。在这里，施佩特其实是借巴赫曼先生之口传达出了她自己关于历史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也是暗中驳斥了德国右翼在难民/移民问题上的态度，扇出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在片中，巴赫曼先生的班级更像一个生活空间，一个大的家庭，而非一个完全一板一眼有严格纪律的、普遍意义上的班级。这里有休息和娱乐的空间，学生可以在教室里的沙发床上睡觉，也可以随着巴赫曼先生一起演奏乐器。教师跟家长之间也建立起非常友好的关系，在很多段落里，巴赫曼先生都和家长、学生二人共同对话，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给出最好的升学建议，甚至给家长和学生以最大程度的鼓励。巴赫曼非常善于营造良好舒适的环境，而这对于一个国族成分极其多样化的班级来说至关重要：只有在这种环境下，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才能走向融合、理解而非对抗和分裂，教龄将近20年，现在已经将要退休的巴赫曼才得以让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最大程度地接收到他的善意。

对巴赫曼先生而言，与其说课堂或者教学空间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树立最重要、最基本价值的场所。影片后半段，施佩特让影片渐渐脱离历史，镜头中的巴赫曼开始触及当下欧洲以至世界范围内的诸多议题，比如点燃关于性别平等和婚姻观念的争论——男女学生两方不断论辩两性对家庭的贡献，并且逐渐体认到对方在社会和家庭中的重要角色；而在关于性向的争论中，巴赫曼先生反复追问“为什么两个女人不能相爱”，迫使学生动脑思考、进行思辨。在这些过程中，这些二代移民缓缓地构建出一套如何对待他人、如何认同自身，如何看待性别、民族差异的基本价值，而对于一个刚刚开始认识世界的孩子而言，这种思辨性的人本主义教育显然将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可以说，《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是一张欧洲社会议题的详尽试卷。它测验的对象首先是德国人，但影片考验的更是所有看过它的观众：它敦促你思考如何在这个价值驳杂的世界当中找到不变的善良与正义，敦促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至少仔细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