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多「残忍」才能记录真相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依我不负责任的浅薄判断来看，纪录片这一种类，多少会存在，或者说需要一点「嗜血」倾向。无论基调再向上，创作者都会有意无意地捕捉一些足够伤春悲秋的元素，而观众闯入他者的生活，也会在与自我的比对中，寻觅一些建立在失败或惨痛基础上的感悟。
这当然不是在质疑纪录片的所谓「居心」，而是在说，更逼近现实的纪录片无形中加固了一个印象，那就是人间多疾苦。
周浩的纪录片新作《孤注》，就浓厚地凝聚了各色的苦难，因此观看的过程，「残忍」二字就在眼前挥之不去。
茫茫人海中，他摘取了两个经历独特却又很有代表性的悲剧个体。
佟梅梅是其中一位。3岁时，父母离婚，随后父亲跳楼，她在成长过程中总是怀疑自己，因为没能成为父亲留恋尘世的理由。40岁，她遭遇了丈夫车祸过世以及自己流产的打击。二人曾经很爱在青岛看海，她花了五年才敢旧地重游。
姚尚德也有过很痛苦的过往。12岁那年，因为坐过站，他错信了偶遇的阿伯，结果被对方性侵，自此爱说爱笑的他变了一个人，跟家人，跟朋友的疏远，逐渐延伸为对亲密关系的无所适从，在几十年岁月里，他都在忍受极度孤单的煎熬。
这两位，把谁单拎出来，都是一部个人被命运玩弄的血泪史。而在《孤注》里，他们彼此的悲剧，以及悲剧带来的破损、痛苦、绝望，又有了相互参照呼应的关系。
谁也无从预料会在什么时候，就被偶然事件给改写了人生轨迹。对观众而言，这血泪史让人感同身受甚至惊慌失措的地方，就在于无常感与随机性。电影的「残忍」之处，是通过呈现他们的悲剧来提醒我们，但凡我们过得比他们要好上一点，那都是侥幸，至少，是短暂的侥幸。
另一个「残忍」的地方，是它敲碎了这两位「专业人士」自我保护的面具，也在一定程度上，敲碎了我们对于自愈的某种信心。
曾有三次崩溃到想去自尽的佟梅梅，从事了20年的心理咨询师工作，她知道怎么去开解其他人，但所谓「医者不自医」，说的也许正是她直到现在，还走不出过往死亡事件的阴影。她极度渴望母亲的表扬，但那一代人很少会觉得这是亲子关系的必需品；她有强烈的分离焦虑症，无法接受对方突然说要离开……职业背景与个体经历之间的撕裂感，越是荒唐，就越是让人窒息。
至于姚尚德，内心也是千疮百孔，好几次坦言自己有割脉的冲动，但他是一名哑剧演员，经常通过乖张的肢体语言，带给观众笑声，就跟他喜欢做义工，给许多小孩送去欢乐那样。兴奋与痛苦之间，只隔着一张面具而已。
说到这里，假如只停留在《孤注》对观众的「残忍」打击上，大概显得既浅薄又自大。《孤注》的「残忍」更是在于通过长时间的跟拍，把这两位「观察对象」的创痛给凶猛地、彻底地再撕一遍，然后在旧伤未愈的当下，曝光，甚至是激发新的困境。
佟梅梅跟相依为命的母亲之间有着很难填补的鸿沟，在盲目满足以求获得赞同跟理性克制之间，她无力地招架着种种矛盾。而姚尚德不得不深入审视自己无法信任他人的问题，在充满过世父母回忆的房子里，思索了结这段经历的选择。
记录这些，就是让他们重新撕开创口的「残忍」行为。姚尚德也知道这种必然的刺激，但是他在后期，令人心疼地坦白自己需要这种痛感，所以他要通过别人来让自己直视自己。可就如电影所说，他们的精神状态并没有很好，佟梅梅在摄制组离开之后，都会陷在伤痛情绪里不能自已；姚尚德没法继续自己的工作，在拍摄过程中找过4次心理医生。
被电影「残忍」揭示疮疤的人还有好些。佟梅梅的母亲有着同代人的惯性，哪怕遭受重大的心理创伤，也只是窝在心头默默忍受，直至跟女儿形成本质上的隔阂，就像如今她拼命买各种不切实际的保健用品，也是怕不能自理造成的麻烦。母女俩的情感修复，在镜头前反复横跳，无疑是一场心理上的挑衅。
佟梅梅手下有个客户，女儿王倩倩在智力上存在问题。夫妻俩没打算再生养一个，觉得能把她照顾好已然很累。传统价值中具有牺牲精神的奉献，却往往造就两代人的疏离，电影中母女俩作为佟家的参照，也在学习相处之道。
王倩倩说起自己「离家出走」，去到了电影学院，那里有她喜欢的一个男生。但是，她很自惭形秽地说了一句，「智障女人是不会有人爱的。」这种清醒，让人很是难过。而我们只能管中窥豹，但凡深入一步，都会撞见那些领域百般残酷的法则。
除了王倩倩所在的残疾人互助会，《孤注》还顺着姚尚德的足迹，引向了广西柳州的孤儿院以及尼泊尔的儿童之家，他资助了两个孤儿，每年都去看望他们，一个记忆中没有得到过父亲拥抱的男人，在以一种不愿承认的类似父亲的身份，帮助跟他共享身世的孤儿。此间的温情，也很残忍。
在《孤注》里，围绕「孤独」这一「注解」也好，体验孤注一掷前的悲怆也好，每个人都在被一簇簇不经意的刺给扎痛。但是，它的「残忍」还在上升。
这托赖于当中的「元电影」性质。
周浩作为记录者、采访者，频频出现在镜头之前，他跟受访者之间，有了某种贴面的距离，这就使得他似乎同样成了那些「故事」的亲历者，而且这种距离便于对方更好放下心防，姚尚德就表示，他觉得可以相信他们。
双方关系能够呈现出相对亲近的姿态，这似乎消解了部分孤独往事的悲哀。但是，正因为周浩他们在很长的时间内，愿意并有意地去引导，才「挖」得出姚尚德他们藏得更深的恐惧、羞耻以及悲痛。
佟梅梅提到朋友对她的提醒，因为担心她会在拍摄过程中受到伤害。她的冒险放到姚尚德这边，则是故意地让周浩他们成为自己痛苦的施加来源。佟梅梅的献祭与姚尚德的受难，构成了电影绝对的残酷视角。
在这个关系网内，周浩的位置十分特别。佟梅梅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这拍摄就是一种消费，诚如《大同》那样。日后姚尚德听到这个判断，感觉脑门上被人敲了一记。
周浩现场的回应是，拍摄纪录片确实有一种「原罪」。他知道「发声」与「二次伤害」，兴许只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罢了。他把自己暴露出来，承担来自拍摄对象以及自身的质疑，甚至在电影结尾，任姚尚德直接点破镜头之下，「表演」仿佛是有剧本的，这就引向了电影主创并不可能给自己带来救赎的结论。
电影对他们而言，势必具有广大的残忍性。对观众而言，残忍性不只是自己参与到对他们的「冒犯」中，而且所有道德评价与情感投射都不能保持纯粹，这又成了进一步的「冒犯」。
周浩用自省，替观众先一步忏悔，这做法既勇敢，又「聪明」。电影之所以能够往上走一层，是「真实性」在这里得到了更确切也更直白的伦理讨论。只是，姚尚德的退出，还是给电影笼罩了一种叫人于心不忍的不安。
纪录片可以给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带来关注度，甚至引发思考，得到援助，但是观众也能看到，在彻头彻尾的剖白过后，姚尚德们未必能够获得解脱，周浩们也很难提供实际帮助。在走向无解的过程中，对于「意义」的世俗探寻，只会放大这段「无效疗治」的「残忍」。这当中一旦考虑进镜头的权力，「呈现」这动作，就更有「剥削」的嫌疑了。
这就跟周浩之前许多作品一样。在刚才提到的《大同》里，他追随耿市长两年，看他如何在上传下达的夹缝中，试图让这座污染严重的古城焕发旅游生机，重振经济，但在彼时的大环境下，他的宏图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而继任者也未必会延续这份努力。我们在见证的过程里，看到了许多文本之外的所指，这是可以让人胆战心惊或者心灰意冷的。
再之前的《书记》，早就种下了叙述的前因。郭书记说自己「没什么遮遮掩掩的」，虽然很多人不敢被拍，但是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而且对于拍摄剪辑，不提任何意见。这位最后被判刑的书记，为中国纪录片提供了一个十分珍稀的文本，也添加了不少徒增叹息的论据。
同样锒铛入狱的被拍摄对象，还有《龙哥》里头这个偷鸡摸狗的瘾君子。周浩知道对方很难改变积习，只能在劝说无果的交往中，记录下这个特殊的人物内在的不妥协、不服气以及不得不认栽。于是影片也成了半截挽歌，唱了些依旧残忍的段落。
或者看他拍《高三》，见证2005年的一届考生折射贫寒县城从家庭到校园的悲壮希冀，从个体到集体的实质悲苦。或是《差馆》，以最为混乱的广州火车站一带的派出所为视野中心，记录各式各样的无赖与苦主，以及见惯无奈与悲戚的警察，仿佛半个中国的辛酸史，都能在此找到。
周浩作为一个娴熟的记录者，知道如何让纪录片具备剧情片的跌宕起伏与倒叙伏笔。《孤注》是他集大成的一部作品，佟梅梅与姚尚德他们站在当下所拼接的过往，种种情绪跟态度被镜头所捕捉，然后通过剪辑，给凸显与放大了。
这一凸显与放大，就把他们，以及他们所映射的群体苦难，给强势地怼到了大银幕上，然后牵动观众，一同跳入情绪的共鸣深渊。
至此，记录者与被记录者之间的道德评判，已然变得尤为暧昧。兴许从双方开始结盟的一刻开始，不管最终关系是圆是破，个体已经变成相关事理的一种载体，而摄录也成了一种高于个体的有意识的攫取。不难理解在这种转化过程中，被记录者的心理会产生怎样的不安与疑虑，就像龙哥当时，也提出过「相互利用」的说法。
对他们以及观众这三方而言，一旦洞悉了这一实质，心里未必舒服，但纪录片无可忽略的一大价值，就在于带有逼迫性与发散性的「残忍」，可以更圆整地还原一个人间的真实，这个真实驱赶了平和与舒适，推动主创与观众在伦理层面与思维境界往更高处跋涉，让纪录片有了一种真正历险的属性。
诚然，我们是需要这样的记录者的。但电影领域知识与经验的优越性在此，镜头的权力在此，如何调和本质上不对等的关系，需要在个体意识越来越强的当下给出答案。周浩通过自身的介入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回答，但似乎，还不够充分，也不够自洽。不过这个问题的自我暴露，已经能够带领《孤注》走向更深远的探索边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