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关于王彩铃的几个关键词
和《孔雀》一样，《立春》是我看完电影后准备买碟收藏的一部片子。
顾长卫和李樯的合作越来越水乳交融，李樯对生活细节的把握与顾长卫对影片质感的操控相得益彰，越来越形成了顾长卫影片独特的“气味”。在如今很多导演“打一枪换一炮”的改变突破自己中，顾长卫的“留守”反而独树一帜。经典有的时候就在于它的“不变”。《立春》在基调上延续了《孔雀》的清冷，沉重。有所不同的是，《立春》在悲情中加入了些许搞笑的元素，比如，女人们穿着流行于那个年代的踩脚裤，每个人操着一口包头方言；比如一嘴龅牙满脸痤疮的王彩铃的理想是唱到巴黎歌剧院；比如露天广场的群众演出，王彩铃唱了歌剧，胡金泉跳了芭蕾，人群从扭捏喧闹到渐渐散去直到空无一人。胡金泉羞愧得转头想扎进公交车的人群里却因为人太多怎么也挤不进去。这些弥漫着强烈生活质感的细节让你不得不笑，却又忍不住在心里发出一声叹息，鼻子可能就此不争气地酸了一下。亦如影片展示的氛围：薄雾下的小城，工厂的废气，做饭的炊烟……一切虚幻又真实。大红的宣传海报上有一行白色的小字：每年的春天一来，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剧中，王彩铃说，“每到春天，我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可是整个春天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所以，我有些失落。”
爱情。 王彩铃的爱情都是蜻蜓点水般的浮萍，几个男人在她的生命中轻轻地滑过，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追她的男人周瑜，她根本看不上。“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这个俗气的男人在追她无望后很快娶妻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这也是普通男人对待爱情最惯常的姿态。天涯何处无芳草，绕过去，海空天空。时过境迁，很多年之后，王彩铃带着领养的女儿看病时又遇到了周瑜，这个男人正被一堆女人包围着大谈女人月子之事。
她爱的男人不爱她。因为她太丑，虽然她还是个处女。在睡了她之后，他说他只能当她是哥儿们，他甚至觉得被她强奸了。男人永远是下半身动物，“女子无才便是德”只是借口，“胸大无脑”就好。
最后一个想与她“生活在一起的”的男人胡金泉是个同性恋。他想用婚姻掩盖小城人的唾沫星子。面对跪在地上的他，她转过脸，流着泪拒绝了他。“你是不想要，而我不是，我只是不甘平庸。”
影片中惟一似乎获得过爱情的是她貌美如花的女邻居——“她的脸就是艺术”。她和他一直“甜蜜”地生活在王彩铃的隔壁。然而这样“完美”的爱情有一天却忽然不见了。男人把所有的财产卷走和另外一个女人走了，留下空荡荡的家和不知所措的她。“现在我连你都不如了。”女邻居对王彩铃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女邻居悄悄地让搬家公司把剩下的家具全部拉走了。
王彩铃最终没有结婚。新年，她在福利院领养了一个先天唇腭裂的孩子。中风的父亲在窗口看着娘俩儿玩耍，歪着的嘴边，两行浑浊的泪水。
真正的爱情不是那么好找的。顾长卫说，女人最想嫁的都是不存在的，第二想嫁的是有可能的，第三想嫁的则是存在的。
艺术。 片中每个人都因艺术而结缘。王彩铃沉醉于意大利歌剧，她爱的男人黄四宝一心想考中央美院，连考五年，年年失利。周瑜因为在广播里听到了王彩铃的歌声被打动开始追求她。而她在演出时认识的胡金泉因为跳了十几年芭蕾没有成家还有点娘娘腔而被视为“小城的一桩丑闻”。
艺术到底能带给人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王彩铃把艺术当成了命，她活在自己的信仰里。就像至今还生活在牧区没有被汉化的真正的藏民。他们的物质生活匮乏到令我们难以想象，但他们却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信仰，有活佛。在川藏线的路上，我亲眼看见过一个老人和他的儿子推着小独轮车，带着简单的行李，以藏族的方式叩拜前往圣城拉萨，从出发算起，他们已经走了1年多，而要走到拉萨，至少还需要近2年的时间。在布达拉宫，藏民进贡的钱都是一毛纸币摞起的一叠钞票。每到一个佛面前，他们就庄严的拿出一毛钱，进贡上一根哈达，然后送上自己的祝语。而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很多人，却从未真正体会过艺术带来的那种不可替代的愉悦感。他们读书只读和自己专业有关的书，为的是晋职；看报，只看娱乐和股票版面，用于谈资和赚钱；听音乐只听流行歌曲，甚至只听周杰伦，写字也只会回mail。而另一些“体面人”则是拿艺术给自己“贴金”，于是文化明星，艺术达人争相粉墨登场。一个企业家如果说自己会写诗，犹如锦上添花，大家忙不迭夸他是儒商。而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个诗人，只会写诗。那人们看他的眼光则含义深刻了。更年轻的一辈已不满足于靠艺术装点门面，她们要靠艺术挣钱，挣大钱。“出名要趁早”大概是她们惟一知道张爱玲说过的话。剧中也塑造了一个为了在央视某青年歌手大奖赛上一举成名而谎称自己得了癌症的年轻女孩高贝贝。王彩铃为了帮她实现“最后的心愿”，将托人办进京户口的钱拿了回来帮她“疏通关系”。比赛结束，当俩人抱头痛哭庆祝获得比赛第二名的好成绩时，女孩再也骗不下去了，跪在她面前，原来这一切只是打着艺术幌子的一出精心策划的谎言。
梦想对人是一种折磨，艺术更是。
成功。 如今的人，人人想成功。如今的成功，几乎成了名利双收的代名词。前者可以获得影响力和话语权，后者自更不必说，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名与利“狼狈为奸”，互相促进，共同进步。想出名的人太多，能熬出头的人又太少，因而急功近利，揠苗助长的例子不计其数。今天“芙蓉姐姐”登场，明天谁谁谁又“一脱成名”，不绝于耳。想出名都想疯了，绞尽脑汁，极尽所能。
城市里五光十色的霓虹，巨幅的广告，飞驰的跑车，千万的豪宅，越来越发达的物质生活催生出越发庞大的欲望和越发脆弱的心灵。而单一衡量“成功”的标准使我们的周围充满了财富精英，创业故事，舆论，人心，无不指向聚敛财富的神话。仿佛世界真的如那句广告语“一切皆有可能！”，但真的是吗？就像选择任何一个行业，做生意同样讲究天分和适合，况且，心有多大，舞台未必有多大。盲目地跟风只会让不适合者坠入无尽的深渊。
狭隘的成功定义让人滋生浮躁的心态，加上越来越精细化的学科分类让融会贯通，跨越数个学科领域的“大家”离我们越来越远，远到只能在教科书，历史书籍上瞻仰他们。远古有屈原，张衡，诸葛亮，孔子，近代有季羡林，梁思成等，未来呢？为什么再难出现一个既精通拉小提琴又创造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
从“成功”的意义上说，王彩铃是不成功的，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爱情失败，长相失败，事业失败。失败者是可耻的，弱者是用来同情的，而一个不服输的失败者在世人的眼光里只能是一个怪胎。亦如王彩铃。但恰恰是她，给我们开启了成功的另一个思路，诚实地面对自己，遵从自己的内心，找到属于自己的信仰，并努力地去做。即使没有“功德圆满”的结局，即使坚持的过程痛苦不堪，甚至即使不得不向生活适度地妥协，但这本身不就是一种成功吗？
现实。 清冷，平静的小城里压抑，禁锢着无数想逃离，挣脱而又无力改变的灵魂。小城里不“安分守己”的人成了这个城市的“六指”与“丑闻”。鱼刺一般扎在小城人的喉咙里。长期的隐忍和压抑使内心变得如岩浆般沸腾，困顿，无处宣泄，他（她）们的生存空间与生存状态就像珠穆朗玛峰上稀薄的空气，令人窒息。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王彩铃每天都盼望着离开这个城市，她甚至不想在这座城市里发生爱情。黄四宝说每当看到有人提着包到火车站他都会莫名地激动。这样的小城人很多，这样的中小城市在中国占了90%，它们区别于北京上海，他们更能代表中国。生活在这里的人和发生在这里的感情更接近于真实。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每个人都在心中考量过无数遍。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生存方式或许是每个“正常人”“解脱”自己的方法，包括导演顾长卫，“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做不到这么决绝，做不到这么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梦想艺术爱情，那么自我。我应付不了王彩玲的生活。现实生活中，我很懦弱，坦率地说，也许这样，作为现实生活更容易一点。”
《立春》没有塑造一个神话。王彩铃和我们一样，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具血肉之躯。为了患有兔唇的“女儿”，她卖起了肉；而黄四宝混迹多年后在北京开了婚介所。胡金泉，“我，就是人们心里的一根鱼刺，现在我自己把它拔掉了”，他在光天化日下把已婚妇女小宋拖到厕所里造成强奸未遂的假象，他终于堵住了小城人的嘴，也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每个人，都为理想付出了代价。
小人物的理想在现实的挫败和时间的流逝中渐渐湮灭。或者说影片用几个艺术青年的群像诠释了适者生存的规则。
但他们都奋斗过，为自己的理想。这已足矣。不是吗？
王彩铃就像一群灰头土脸的城市“精英”中杵着的一幅色彩艳丽不合时宜的年画。但每个人又都从她身上看到自己卑微的影子。
顾长卫和李樯的合作越来越水乳交融，李樯对生活细节的把握与顾长卫对影片质感的操控相得益彰，越来越形成了顾长卫影片独特的“气味”。在如今很多导演“打一枪换一炮”的改变突破自己中，顾长卫的“留守”反而独树一帜。经典有的时候就在于它的“不变”。《立春》在基调上延续了《孔雀》的清冷，沉重。有所不同的是，《立春》在悲情中加入了些许搞笑的元素，比如，女人们穿着流行于那个年代的踩脚裤，每个人操着一口包头方言；比如一嘴龅牙满脸痤疮的王彩铃的理想是唱到巴黎歌剧院；比如露天广场的群众演出，王彩铃唱了歌剧，胡金泉跳了芭蕾，人群从扭捏喧闹到渐渐散去直到空无一人。胡金泉羞愧得转头想扎进公交车的人群里却因为人太多怎么也挤不进去。这些弥漫着强烈生活质感的细节让你不得不笑，却又忍不住在心里发出一声叹息，鼻子可能就此不争气地酸了一下。亦如影片展示的氛围：薄雾下的小城，工厂的废气，做饭的炊烟……一切虚幻又真实。大红的宣传海报上有一行白色的小字：每年的春天一来，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剧中，王彩铃说，“每到春天，我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可是整个春天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所以，我有些失落。”
爱情。 王彩铃的爱情都是蜻蜓点水般的浮萍，几个男人在她的生命中轻轻地滑过，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追她的男人周瑜，她根本看不上。“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这个俗气的男人在追她无望后很快娶妻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这也是普通男人对待爱情最惯常的姿态。天涯何处无芳草，绕过去，海空天空。时过境迁，很多年之后，王彩铃带着领养的女儿看病时又遇到了周瑜，这个男人正被一堆女人包围着大谈女人月子之事。
她爱的男人不爱她。因为她太丑，虽然她还是个处女。在睡了她之后，他说他只能当她是哥儿们，他甚至觉得被她强奸了。男人永远是下半身动物，“女子无才便是德”只是借口，“胸大无脑”就好。
最后一个想与她“生活在一起的”的男人胡金泉是个同性恋。他想用婚姻掩盖小城人的唾沫星子。面对跪在地上的他，她转过脸，流着泪拒绝了他。“你是不想要，而我不是，我只是不甘平庸。”
影片中惟一似乎获得过爱情的是她貌美如花的女邻居——“她的脸就是艺术”。她和他一直“甜蜜”地生活在王彩铃的隔壁。然而这样“完美”的爱情有一天却忽然不见了。男人把所有的财产卷走和另外一个女人走了，留下空荡荡的家和不知所措的她。“现在我连你都不如了。”女邻居对王彩铃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女邻居悄悄地让搬家公司把剩下的家具全部拉走了。
王彩铃最终没有结婚。新年，她在福利院领养了一个先天唇腭裂的孩子。中风的父亲在窗口看着娘俩儿玩耍，歪着的嘴边，两行浑浊的泪水。
真正的爱情不是那么好找的。顾长卫说，女人最想嫁的都是不存在的，第二想嫁的是有可能的，第三想嫁的则是存在的。
艺术。 片中每个人都因艺术而结缘。王彩铃沉醉于意大利歌剧，她爱的男人黄四宝一心想考中央美院，连考五年，年年失利。周瑜因为在广播里听到了王彩铃的歌声被打动开始追求她。而她在演出时认识的胡金泉因为跳了十几年芭蕾没有成家还有点娘娘腔而被视为“小城的一桩丑闻”。
艺术到底能带给人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王彩铃把艺术当成了命，她活在自己的信仰里。就像至今还生活在牧区没有被汉化的真正的藏民。他们的物质生活匮乏到令我们难以想象，但他们却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信仰，有活佛。在川藏线的路上，我亲眼看见过一个老人和他的儿子推着小独轮车，带着简单的行李，以藏族的方式叩拜前往圣城拉萨，从出发算起，他们已经走了1年多，而要走到拉萨，至少还需要近2年的时间。在布达拉宫，藏民进贡的钱都是一毛纸币摞起的一叠钞票。每到一个佛面前，他们就庄严的拿出一毛钱，进贡上一根哈达，然后送上自己的祝语。而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很多人，却从未真正体会过艺术带来的那种不可替代的愉悦感。他们读书只读和自己专业有关的书，为的是晋职；看报，只看娱乐和股票版面，用于谈资和赚钱；听音乐只听流行歌曲，甚至只听周杰伦，写字也只会回mail。而另一些“体面人”则是拿艺术给自己“贴金”，于是文化明星，艺术达人争相粉墨登场。一个企业家如果说自己会写诗，犹如锦上添花，大家忙不迭夸他是儒商。而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个诗人，只会写诗。那人们看他的眼光则含义深刻了。更年轻的一辈已不满足于靠艺术装点门面，她们要靠艺术挣钱，挣大钱。“出名要趁早”大概是她们惟一知道张爱玲说过的话。剧中也塑造了一个为了在央视某青年歌手大奖赛上一举成名而谎称自己得了癌症的年轻女孩高贝贝。王彩铃为了帮她实现“最后的心愿”，将托人办进京户口的钱拿了回来帮她“疏通关系”。比赛结束，当俩人抱头痛哭庆祝获得比赛第二名的好成绩时，女孩再也骗不下去了，跪在她面前，原来这一切只是打着艺术幌子的一出精心策划的谎言。
梦想对人是一种折磨，艺术更是。
成功。 如今的人，人人想成功。如今的成功，几乎成了名利双收的代名词。前者可以获得影响力和话语权，后者自更不必说，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名与利“狼狈为奸”，互相促进，共同进步。想出名的人太多，能熬出头的人又太少，因而急功近利，揠苗助长的例子不计其数。今天“芙蓉姐姐”登场，明天谁谁谁又“一脱成名”，不绝于耳。想出名都想疯了，绞尽脑汁，极尽所能。
城市里五光十色的霓虹，巨幅的广告，飞驰的跑车，千万的豪宅，越来越发达的物质生活催生出越发庞大的欲望和越发脆弱的心灵。而单一衡量“成功”的标准使我们的周围充满了财富精英，创业故事，舆论，人心，无不指向聚敛财富的神话。仿佛世界真的如那句广告语“一切皆有可能！”，但真的是吗？就像选择任何一个行业，做生意同样讲究天分和适合，况且，心有多大，舞台未必有多大。盲目地跟风只会让不适合者坠入无尽的深渊。
狭隘的成功定义让人滋生浮躁的心态，加上越来越精细化的学科分类让融会贯通，跨越数个学科领域的“大家”离我们越来越远，远到只能在教科书，历史书籍上瞻仰他们。远古有屈原，张衡，诸葛亮，孔子，近代有季羡林，梁思成等，未来呢？为什么再难出现一个既精通拉小提琴又创造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
从“成功”的意义上说，王彩铃是不成功的，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爱情失败，长相失败，事业失败。失败者是可耻的，弱者是用来同情的，而一个不服输的失败者在世人的眼光里只能是一个怪胎。亦如王彩铃。但恰恰是她，给我们开启了成功的另一个思路，诚实地面对自己，遵从自己的内心，找到属于自己的信仰，并努力地去做。即使没有“功德圆满”的结局，即使坚持的过程痛苦不堪，甚至即使不得不向生活适度地妥协，但这本身不就是一种成功吗？
现实。 清冷，平静的小城里压抑，禁锢着无数想逃离，挣脱而又无力改变的灵魂。小城里不“安分守己”的人成了这个城市的“六指”与“丑闻”。鱼刺一般扎在小城人的喉咙里。长期的隐忍和压抑使内心变得如岩浆般沸腾，困顿，无处宣泄，他（她）们的生存空间与生存状态就像珠穆朗玛峰上稀薄的空气，令人窒息。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王彩铃每天都盼望着离开这个城市，她甚至不想在这座城市里发生爱情。黄四宝说每当看到有人提着包到火车站他都会莫名地激动。这样的小城人很多，这样的中小城市在中国占了90%，它们区别于北京上海，他们更能代表中国。生活在这里的人和发生在这里的感情更接近于真实。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每个人都在心中考量过无数遍。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生存方式或许是每个“正常人”“解脱”自己的方法，包括导演顾长卫，“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做不到这么决绝，做不到这么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梦想艺术爱情，那么自我。我应付不了王彩玲的生活。现实生活中，我很懦弱，坦率地说，也许这样，作为现实生活更容易一点。”
《立春》没有塑造一个神话。王彩铃和我们一样，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具血肉之躯。为了患有兔唇的“女儿”，她卖起了肉；而黄四宝混迹多年后在北京开了婚介所。胡金泉，“我，就是人们心里的一根鱼刺，现在我自己把它拔掉了”，他在光天化日下把已婚妇女小宋拖到厕所里造成强奸未遂的假象，他终于堵住了小城人的嘴，也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每个人，都为理想付出了代价。
小人物的理想在现实的挫败和时间的流逝中渐渐湮灭。或者说影片用几个艺术青年的群像诠释了适者生存的规则。
但他们都奋斗过，为自己的理想。这已足矣。不是吗？
王彩铃就像一群灰头土脸的城市“精英”中杵着的一幅色彩艳丽不合时宜的年画。但每个人又都从她身上看到自己卑微的影子。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