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愈的可能性

拍摄行为本身能作为心理疗愈的手段吗？当两位主角同意拍摄请求，并不约而同言说自己的担忧：“感到你们会伤害我”时，我有期待过答案是“能够”，或者至少是“有可能”，然而最终我们还是陷入了无力。

周浩导演很可爱，也很温柔，他怎么能既做沉思状又如此温柔，观影时的笑大多时候是因他出现而引起的，证明大家都如此爱他，不吝于表达对他的亲昵。他让我们很愉悦，这绝对不假，但我还是要问，他有何必要出现？ 用导演自己的话说，他认为也许“摄影机的介入本身是一种原罪”——这已经是被讨论了太多次的命题了，好像至今也没有最优秀的答案——如何介入？介入多少？介入以后如何？每个导演在创作实践中都要直面这些问题，还要在事后阐述自己的合理性或甚至做出检讨。有时候我想，不要再强调这种“原罪”了，因为摄影机已经受到太多掣肘了，被摄者可以回避它、拒绝它，它还要自行后退，甚至它真正拍摄下的许多东西，也是最后不能被使用的（幕后的材料往往更加复杂而宝贵，但是“复杂”。） 仅就我个人感觉，导演的出镜并非是为了再次强调这种原罪，反而是展示摄影机已然无力真正介入我们心灵的无奈。尚德说，你（导演）好像那个侵犯过我的男人。在你们的镜头下，我感觉我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剧本。对比梅梅，尚德是更善于自我展示和有技巧地去引导摄像头的那个，因为他的确期待过“拍摄”这件事能给他带来某些改变（我不想用痛这个词，显得他事先已有某种表演嫌疑，我想他期望的是借由摄影机观看和辨析自己），但他也本能地保持警惕、闪避，最终亦中止了拍摄协议。我也并不认为这种中止是因为摄影机入侵了尚德的心灵，让他感到暴露的危险（这也许才正是他想要的），尚德说这像“剧本”——镜头让他变得不自然了，摄影机不仅没有揭露出他的问题所在，反而抹平润滑了他的“故事”。故事永远顺理成章，以至于掩盖了真实生活彼此矛盾和背离的因素。于是尚德勇敢地开始，也及时地叫停：不能让摄影机的叙事篡改和麻痹他自己。 梅梅也回击过镜头。在她淘米淘着淘着，开始对导演发问的时候。她更加信任导演一些，通过语音聊天记录，我们看到她曾经对导演哭诉过（这也让尚德感到不舒服，他所求的是与摄影机的平等，是通过镜头自我观照，而非需要导演本人来疗愈他），但她也一再诉说自己的不安，最后当她说出害怕被“过度消费”，指出导演总是与他们有距离时，她相当于已拒绝了导演的权力，于是，导演手中的摄影机也一并地不再能入侵她。 摄影机仿佛介入了两个人的生活，“孤注”，多少显示了一种用力的姿态，但实际上镜头却是无力的。即使它拍摄下了人物自陈创伤的片段，也并不代表着真正的创伤就已经被揭开。我始终认为，真正最重要的东西（包括创伤在内）是难以用文字语言和言语语言去言说的。于是尚德做了默剧，用肢体而非言语表达它（《孩子》整整三页的台词并不能让他宣泄愤怒，更别说获得安慰）；于是梅梅总在针对包围在母亲身边的物品（是母亲防卫的盾牌，也是她进攻的武器），借物来言说爱、愤怒、不解与伤心。 我在影片中真正看到疗愈的部分，正是主人公们的这些自我疗愈。疗愈一定意味着真正的暴露，当尚德穿上小丑服伸展自己的身体：黑白细条纹的戏服让人联想到监狱里的囚犯，腰部鼓起的部分圆滑和膨胀得令人不安，他的肢体灵活软绵，像蛇或某些软体动物，仿佛下一秒将缠绕人身或者滑入水中。他脸上的妆容比马戏团中真正的小丑更加苍白和悲伤。恐惧、恶心、悲伤与渴爱，这是我看到他在那片废墟中表演时的感受。他真是一个优秀的默剧表演者，如此有力和清晰地表达了他自己的情绪。 梅梅在分析母亲的问题所在时也做到了，“她一直不能释怀父亲的死”，她也这样说她自己，她和母亲无法真正达成和解。她们都怀抱同一个男人的死，却并不在一起。 摄影机记录了这些瞬间，但并不能把记录称为摄影机疗愈的作为，因为它并没有在其中施加自己的力量来促使这些直面的瞬间发生，并且在它看到以后，它也没有能力在后续去引导解决困境。影片的第三个人物，倩倩，摄影机对她更多采取了一种静观的态度，她的生活独自继续前行，她思考着，也停顿着。静观在这时仿佛反而成为了我们力所能及有限的、最诚挚的关怀。 当尚德面对学生、梅梅接诊病人时，他们自我的问题便隐匿了。在尝试“疗愈”他人时好像并不能暴露自己，这也让我怀疑疗愈他人的行为是否能够反射回来自我疗愈（我一度认为是可以的），也许这种行为其实只是为了让我们感到自己更积极，能够牵引别人的手，说明我们自身还有许多能量，这无疑是一种有效自我鼓励。但是我们又真的能疗愈到别人吗？以隐瞒的自我对待他人，他人亦有所隐瞒——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深入对方的心灵。我们互相打气慰藉，舞台、诊室和影像都见证了我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样子，是这种“记录”的见证意味抚慰了我们，当回看时，我们发现它传达出一种美好暗示，即我们可以拥有变得更好的希望，未来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