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奇爱博士》中的意识形态批判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初次听闻《奇爱博士》这部电影,我依稀记得是在某个斯洛文尼亚鼻炎患者的书里看到的,他怎么分析库布里克这部作品我倒是记不太得了,只是留了个印象,记住了这个名字《奇爱博士》。假期里受朋友推荐,有幸鉴赏了这部作品,亦深有感触,故斗胆写下这篇影评。
电影的开场是一个介绍,一个浑厚而又模糊的声音介绍了这部电影的终极“保障”,毁灭这个世界的终极“保障”——“末日机器”。没有特写,没有镜头,甚至没有除大使以外任何苏方人员的镜头,这个整部作品的矛盾核心竟是缺席了整场电影的,但这也就是它的绝对“在场”之体现。它以一种绝对的不现身彰显了自身的绝对存在。这是最基本的幻象性结构,就如同许多人并未实际与精神病患者接触过却莫名地对这一群体感到恐惧一般,核弹头、精神病人、罪犯、原教旨主义者、恐怖分子等等意象是我们安全生活的阴影,但正是因为有这些阴影般的构成例外,我们才能够组织起一个“和平”、“有序”、“文明”的社会,并对生活感到满意,服从意识形态机器对我们的指挥。库布里克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个阴影性的存在架设起了整部电影,作为终极背景保证了从牛仔轰炸机起飞到牛仔核弹落下的所有情节。它甚至不一定要真实存在,我们所需的只是一个名称,一个空洞的、令人厌恶的名称,哪怕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机器,它的存在也已经由“我们相信有”这样的信念所保障。在结尾处无数个核弹头的引爆也隐约透露出了毁灭世界的最终仍然不是那台机器,而是人类发起的核战争本身。在现代,我们所畏惧的“核弹头”并不一定就那么具有物质性,对于社会而言,更具现实意义的反而是我们相信“它能毁灭世界”这一信念,这一基本意识形态操作。“末日机器”就是我们生活中一切被无条件地接受的恐慌。
这部电影里,体液至上主义将军对体液的执著、对苏联毛子的恐惧症式的恐惧,完全可以以一种传统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进行研究:将军经历了性失败、性不满足这一创伤,因此为了掩盖这一创伤以恐惧症症状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将力比多投射到苏联人身上,而体液学说不过是为了产生这一转移的强迫性观念。当然,我们大可以更进一步,走到更深处看看库布里克想说些什么。这可能不仅是个人的症状所引发的世界末日,而是这个世界的自我矛盾激化至顶峰时发生的“事件”,一个宣判自身死刑的事件,只不过以一个恐惧症患者为表征爆发出来而已。影片中苏联大使说过,制造末日机器的原因是因为负担不起“军备战争”、“科技战争”以及“和平战争”的负担而生产出来的低成本威胁装置,也就是说当意识形态对抗、当科技军工对抗发展到极限时,唯一的退路就只有毁灭了。苏联和美国的极速发展显然是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对立上的。苏联人仇恨“美国人”,美国人仇恨“苏联人”,但仇恨的对象又显然是被扭曲夸大的、是被斜目而视的(如上文所说的那样),这种被灌输的臆想成为了双方意识形态机器的主要构成根基,每一个国家成员都或多或少地精神病理化了,换句话说,每一个公民都已经是体液至上者了,只是仇视的方式、理论不同而已。
因此,我们也显然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时的背景下,美苏谁也离不了谁,这点在美国总统与苏联主席间的和谐对话中就足以看出,双方互相以姓名相称,言辞中表达出了绝对的友好。当然,库布里克在这里做了一些很微妙的处理:美国总统好像以父亲劝导小孩的方式沉着地和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对话、而苏联主席在尚未出场前便已经被成为了一个粗俗笑话的主角。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单纯是为了取悦美国观众而对苏联进行的调侃,但若是进一步观察的话,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反讽,美国总统秉持着“和平至上”、“绝不先攻”的原则对着苏联惊慌失措的主席循循善诱,说到“你好我也好”,但却对这个最荒诞的末日结局无能为力,这是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沉着理性”的绝对失败,是这种天下无双的“傲视群雄”、引以为傲的“自由平等”所塑成的偶像的崩塌。美国总统这一形象不是全能的父亲形象,相反,他是无能的父亲,是一个只能做做样子的废柴父亲,而表现出这种美苏的上下关系,正是对山姆大叔形象最尖锐的嘲讽。
作为全篇的标题,“奇爱博士”则是一个更加令人费解角色。他有一条时不时自动行纳粹军礼的机械手,典型的弗洛伊德式口癖:把总统叫做Mein Fuhrer, 以及最经典的种族主义、精英主义的思维,似乎无论如何我们必定会把他与德国那个最臭名昭著的政党联系在一起。他是那个人人都畏惧的名字的幽魂,却混在美国最高决策层中,宣告着纳粹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恐怖。他难道只是一个用来唤起人们对纳粹的恐怖回忆的阴冷形象吗?我的见解是,他是一个象征,一个以纳粹填补绝对恐怖之缺席的意象(就像是在克苏鲁神话中常出现的那种表现方式:“难以名状的恐怖”)。他不仅是个纳粹分子,他是作为最为接近绝对恐怖的代表出现的,与异形颇为类似。我想,这也是他能成为标题名称的“原因”,《奇爱博士》显然可以被看作是一步反纳粹电影,但它也显然不仅是一部反纳粹电影,“核恐惧”、“对性引发的精神病的畏惧”、“意识形态争端的恐怖”,这些都是整部电影的元素,而能够将其统摄起来的,正是奇爱博士。他是二战结束后的绝对恐怖的隐喻,而剩下的所有元素都不过是这种绝对恐惧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他是所有元素的“缝合点”,向所有观众宣告:“在已经不能更糟的情况下,我还能让它再糟糕一点。”而他的存在又是绝对荒诞的(一个如此明显的纳粹分子怎么混得进美国五角大楼?),就像是拉康所说的那样,能指缝合点的绝对荒谬性。我们明知其荒谬却不会反思质疑,只是恐惧并歇斯底里着,屈服在“已经过去但却永不消散”的纳粹阴影之下,进而完全被意识形态所操控、俘获。
《奇爱博士》可以被看做一部经典的意识形态批判电影,而库布里克在这部电影里杂糅的如此之多的意识形态:纳粹、社会主义恐怖、牛仔精神、神经症代表的精神分析、性享乐等等也足以作为佐证。而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诡异科学家则是库布里克发出的警告:“反思、反思、再反思”,在那个剑拔弩张的时代则更是如此。当然,在我们这个意识形态扎堆生长的时代,情况显然不比当时乐观便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