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表述的人生

《维奥莱特•诺齐埃尔》（Violette Noziere）是1978年的电影，比较忠实地复刻了约在摄制前45年发生在巴黎的谋杀案。无论是这起案件发生的时刻——二战即将来临，还是谋杀案主角——一个私生活开放的女学生，都使这起案件在法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一、巴黎，1933年

案件发生在1933年的巴黎。这一年，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在俄罗斯，斯大林消灭了其所有对手。佛朗哥夺得西班牙执政权。 而法国巴黎拉丁区菲尼隆高中的女生，毒死了自己的父亲。

1. 两次战争之间的法国

1915年1月11日下午4点，维奥莱特•诺齐埃尔出生于卢瓦尔河畔的纽维。她是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PLM)机械师巴蒂斯特和杰曼的独生女。杰曼是一名机械师，当时一些女性正在取代男性从事机械工种。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巴蒂斯特是一名铁路司机，在整个一战期间，从1914年8月2日到1918年11月10日，他在PLM组织了一场反对德国的运动，负责运送军队和军事装备。在战争期间，他们一家住在卢瓦尔河畔的纽维。

一战结束时，巴蒂斯特回到巴黎。这家人住在里昂火车站附近的第12区马达加斯加街9号。作为一个“好孩子”，维奥莱特经常获得奖学金。她在六楼的一间厨房里度过她的整个童年，厨房里只有两间卧室。空间的逼仄、物质的匮乏导致诺齐埃尔家的气氛很沉闷。影片里正值青春期的维奥莱特不得不接受父亲当着自己面小便，不得不在半敞开的洗手池边洗澡，不得不在半夜听着咫尺之间父母做爱的声音失眠……无法隔离的身体隐私，使原本沉闷的家庭氛围多了一层诡异。因而后来，在被告席上，维奥莱特声称“父亲有时对我不太正常”。

这是夹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的法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巴黎平民家庭，蜗居在厨房里的少女向往金钱、快乐和自由，更多的罪被引发，被酝酿。

2. 维奥莱特的双重生活

高中时期，维奥莱特的成绩开始下降，但最重要的是她的行为越来越怪异。学校评价其:“懒惰、狡猾、虚伪和无耻”。她早熟，混迹于各种娱乐风俗场所，并有了第一个情人，即片中的医学院学生。

这一代法国人出生在战争时期，生活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他们最关心的是娱乐，希望摆脱上一代人的道德和侵略性的监护。社会给诸如维奥莱特这样的女孩的未来是明确的:做一个好母亲，做一个好妻子。对维奥莱特来说，独立、自由、快乐和改变生活的需要正变得越来越迫切。维奥莱特需要钱来支付她的外出费用，包括餐馆、酒吧、酒店和出租车等开支。她开始偷钱。她还会利用偶尔的卖淫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并委婉地称之为“功利主义通道”。她也毫不犹豫地为杂志拍摄裸照。维奥莱特的双重生活开始了。

这种双重生活本来在维奥莱特的精心策划中并行不悖——每天，她进家门前，会在楼梯间的玄关换掉华丽的衣服、擦去口红，做回“乖乖女”，出门前又在那里重新穿上华服，化身交际花。然而，1932年4月，维奥莱特从家庭医生德隆那里得知自己感染了梅毒。两种生活开始被迫交叉、发生反应。

二、弑父vs乱伦——一场道德狂欢

1933年3月初，维奥莱特的病情恶化，她别无选择，只能按照医生的建议，把自己的健康状况告诉父母。而一个传统天主教家庭是不能容忍这种疾病存在的。尽管有德隆医生伪造的处女证书，无数争吵还是在诺齐埃尔家爆发了。此时，维奥莱特原本也还有机会维持自己的双重生活，不幸的是，她遇到了一个致命的情人——让·达宾。他接受维奥莱特靠偷窃和卖淫提供的金钱，且不餍足。母亲偶然发现了让和维奥莱特的信件，关系的曝光激化了诺齐埃尔家更大的矛盾。也正是在维奥莱特谎称让已经答应娶她、将来赴宴的这次“宴席”前，她毒死了自己的父亲，母亲由于“酒里有怪味”扔掉酒杯而获救。维奥莱特对警察宣称杀害父亲是唯一制止他对自己实施性侵的方式。“维奥莱特案”由此产生。

疯狂的传媒使命案很快演变成社会事件。战前的左右两翼群体都企图利用该事件吸引眼球。各种各样的信息铺天盖地，读者也间接地参与到调查中来。电影中，当预审法官埃德蒙·拉诺瓦尔在拉罗盖特监狱前传唤维奥莱特时，人群成群结队地经过，歌手们为舆论造势。在左右两派对抗的背景下，这个案件很快就成为政治选择的中心，完全超越了司法的框架。

1. “穿衬裙的怪物”

右翼用此案谴责被误导的战后青年，呼吁道德秩序和价值观的回归。当时的世界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参照点。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最清醒的人对未来感到担忧。同年，也就是1933年2月2日，另一件震撼法国的事件发生了:帕潘姐妹谋杀案。有些人认为这些犯罪是对社会秩序的侵犯。维奥莱特作为中产阶级犯下的罪行引起了法国社会的混乱和恐惧。家庭和社会的所有基础都在动摇。更重要的是，这些基础是被一个年轻的女人——“穿衬裙的怪物”破坏的。这令法国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拒绝相信她对父亲“乱伦”的指控，并认为她的双重生活是可耻的。

2. “父权制的受害者”

而左派则把维奥莱特塑造成反对社会及其弊端的斗争的象征。超现实主义者为她辩护，维奥莱特一度成为他们的缪斯女神。1933年，路易斯·阿拉贡写了一本关于人类的编年史，把她描绘成父权制的受害者。1934年10月24日，马塞尔·艾梅说:“如果发生乱伦，那么这个不幸的女人不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怜悯，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宽恕!”。乱伦是男性社会的禁忌话题，它让保罗·伊卢阿德写下了一首至今仍记忆犹新的诗:“维奥莱特梦想着解开/解开/可怕的血脉结。”作家、诗人和画家都为维奥莱特助力。这些力量最终影响了历任国家元首，他们后来不得不决定一步步赦免维奥莱特。

当时的媒体避免使用“乱伦”或“强奸”这两个词，因为它们属于文化禁忌。但不管怎么说，维奥莱特案件将法国天主教社会最后的禁忌面纱撕得一点也不剩。这种穿透禁忌的力量原本是罪行本身所带来的，却被一个娱乐至死的社会加以利用，形成各阵营争辩不休的一场道德狂欢。从这个意义来说，当时的巴黎，和现今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又有何不同？当维奥莱特案开始产生巨大的报刊销量，如同现代的互联网社会开始产生惊人的流量，一切的力量——令人伤心的是——甚至包括罪行的力量，都被消解了，流量为王，取胜之道不在于司法的程序正义和理性的手段正义，而只在乎商人/资本对人心极为精准的操纵。影片特地展现了当时的右翼与左翼就欧洲未来何从何去的咖啡馆争论之一幕，而化妆为妓女的维奥莱特正与“臆想出来的”德隆医生的妹妹坐在一旁嘲讽：“瞧这些谈论政治的男人。”当全部的价值只剩下道德狂欢——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人类世界将只剩下阵营、政治和谴责。而道德狂欢是极为有效的。参与其中的人数量多、并为自身阵营毋庸辩驳的“道德正确”深深沉醉，不愿醒来。一场事实上的杀戮酝酿着更大的杀戮，20世纪从未离开我们。

三、破布与禁忌

在媒介、政治阵营和种族主义对维奥莱特杀父事件扑朔迷离的渲染之中，事情在勉为其难的司法程序中艰难地来到审判台前。面对女儿对已故丈夫的“性侵犯”的指控，母亲表示不信、不接受，并决定上诉维奥莱特，“为已故丈夫的名誉抗争到底”。这里，维奥莱特的母亲扮演了一个传统法国社会在战争爆发前夕，深陷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种种言论、派别之战的漩涡中，誓要“追求真相”的巴黎妇女的形象。在所有人津津乐道于这个家庭身上所发生的那么多反常规的、惊世骇俗的丑闻时，她务必要覆以那张黑色的面纱，至死不休。这是真相追逐与道德狂欢者的区别，她决意诉诸法律这种唯一坚固而保守的力量。

1.人类身体

然而，维奥莱特在审讯时出示了一块破布，声称这是她父亲同她发生关系时为避免怀孕而采用的。电影对这一情节在片子开头部分就有一个细节交代。那是在维奥莱特不得不在狭小的房间听见父母做爱时，母亲对父亲说：“把那块布拿来。不要弄脏床单。”这块破布，在维奥莱特的成长与窥视生活的历程中一块巨大的阴影，一个绝佳的隐喻。它既是这个家庭的遮羞布——父亲背着妻子与女儿乱伦；又是母亲那不可遏制的面子观念的最大痛处，当它出现在法庭上，维奥莱特向母亲露出了轻蔑的神色，而母亲则显得颓唐无力。接着，镜头闪回到维奥莱特小时候的一些片断，父亲宠溺女儿的时候，母亲总是嫉妒地打骂维奥莱特。

身体是案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主题。影片中的维奥莱特也总是将身体隐藏在漆黑的毛大衣中，用黑色贝雷帽遮住几乎全部的脸。人类的身体是每个人最大的现实。无论是沐浴的维奥莱特和父亲半遮半掩的“隔门对话”，还是第一次愉快地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深爱的让，影片让我们赤裸地注视到女孩的扮演者——年轻时的、1978年的伊莎贝拉·于佩尔的身体，这同时带给她毁灭性疾病和无与伦比的爱情幻觉的身体，这令她感受到羞耻和尊严同在的身体，带来了犯罪，也带来了对罪的审判。更深一层说，我们的精神和自己都未必探察的隐秘灵魂又被隐藏在这躯体中，它比如火如荼的战争、历史更真实，更亲密，更沉重地拖拽着我们，同时又是禁忌本身。

2.人类生活

让维奥莱特母亲的自尊心更受打击的是，根据资料，警察在他们位于马达加斯加街的家中的确搜到了她父亲的色情版画和淫荡唱片等等，实验室对那块破布上组织样本的研究证实了维奥莱特的观点。

这是个表面合理的家庭，无奈这里出了一位脆弱、神经质、自我同一性困难的年轻女杀手。当她得知自己感染梅毒，毫不犹豫地往河边走去，希望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她妖娆地走在夜路上，半信半疑地走进陌生人的车，发现对方图谋不轨，立即激烈地对抗；当她试图在酒吧勾引男人，而没得到对方的尊重，哪怕是对妓女的尊重，维奥莱特认为，也是应该有的，因此她毫不客气地离开，并付了酒钱……我们得以从她身上看到当时巴黎年轻一代的生命图景。在巴黎，他们需要快乐，需要钱，需要价值，需要爱情，需要身份，然而时代给不了他们这些。维奥莱特决定通过毁掉这个家庭涂抹这一切。影片表现了种种的人类生活——轻松愉快的餐桌谈话、家人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互相仇恨和原谅……人类生活其实是最反人性的东西，因为人性本质上是罪的各种表达。舒适时，它赞美，痛苦时，它要挣脱，有力量时，它武装自己，虚弱时，它退攻为守，它是相比动物性略高一筹的自然。而加之于人的人类生活——隐秘的、公开的、内部的、社会的……则时刻要求约束，人性在对加之于人的生活本能的抗争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企图、设想着犯罪。一块破布遮盖不了火焰最终的燃烧。

维奥莱特的母亲最终原谅了维奥莱特。1945年8月29日，维奥莱特被释放。同年11月17日，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将军通过一项新的总统法令，解除了在法国领土上持续20年的禁令。在不同版本的历史和戏剧中（抑或是，这两者本就是一回事？），维奥莱特的故事仍然在流传和上演，或是作为花季少女的“四百击”成长叙事，或是欧洲“诸神黄昏”的信仰崩溃，或是女权主义式的神话，最重要的是，她——维奥莱特，这桩罪本身，威胁到这个社会的基础，犯罪、性、谎言、贪婪、不道德、妇女解放和教育，这些备受关注的话题，曾经通过一起谋杀进入大众的视野。如今，我们当然不再希望有惊心动魄的罪案，然而究竟还有什么能让我们再次注视这些问题？阵营正越来越多，言论甚至比彼时的法国承担更少的代价和责任，大数目的累积早已失去了起码的优雅。新的道德狂欢、消费狂欢、解构狂欢正在开启。维奥莱特彻底破坏了巴黎的精英理想，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持着各式各样的破布。正如米歇尔·福柯所强调的那样，禁忌的修辞是基于三个言语行为：“肯定它是不被允许的，阻止它被说出来，否认它的存在”。维奥莱特，和我们，面对的正是这个“不存在的、非法的和无法表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