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描写逃亡的故事

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复杂，叙述上因为紧凑而导致了一些情节的不清晰，并不像《空军一号》那样结构完美，也及不上《真实的谎言》中很多场面的刺激和张力。或许不是编剧或者导演的本意——他们努力让它在情节上精彩。情节总体来说是不错的。然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认真的过程中某种真心的倾注。

哈里森福特演的这位叫Richard Kimble的、眼睛里几乎一直藏着极度紧张不安的医生，远比《空军一号》那位全面完美的总统真实得多。他被迫总是低着头、四处观望着走路。他不再是晚宴上让人羡慕的大夫，而是一名逃犯。他钻进下水道、带着伤横渡冬天寒冷的河流、在直升飞机盘旋的夜晚，慌慌张张的穿着河边的枯树奔跑、被一个勇敢的年轻女护士当面扯下他伪造的身份证。他的确像所有商业片的主角一样在夹缝中生存了下来，然而他并不潇洒。就连和真凶了结的那一幕戏里，都没有任何关于他横扫对头的一个镜头。逃亡途中也没有任何的艳遇。只有无穷无尽的躲避追捕和在泥潭中挣扎着要求真相。这个形象是动人的。透过他，影片的特点显露出来：它既没有艺术电影会去深入挖掘每个人表象之下的那种晦涩笔触，也没有想要靠上一点深沉的商业电影所造出的煽情和矫揉造作的气息，也没有像最简单的商业电影那样心安理得地机械插进概念化的符号。

这样的分寸是宝贵的。影片中让大家都能意识到的抒情部分没有超过三个地方，每个地方的停顿没有超过十秒，抒情内容分别涉及的是善良、友谊和解脱。

在县医院，医生虽然伪装成勤杂工，但仍忍不住改了一个黑人孩子的诊断书。在电梯里，他迅速地改着诊断，一边和他谈话。他眉头紧皱，下笔飞快，和孩子的对话却充满亲切。孩子回答着他，他不假思索地说得更多。然后他把他送到了手术室。他转身走开，之前只是望着那孩子，逃亡的脸上浮出了一丝疲惫的笑容。

导演解释这一场戏时说，这是为着他父亲的。他父亲是个医生，从医多年。我很喜欢导演的这个解释。这份情感并没有让他夸大此刻Kimble的形象。音乐的的确确是在Kimble改诊断书的那一刻响了起来，但是是柔和和轻微的，并在孩子被别的医生接过后就停止了。Kimble的特写也不过三秒。一切充满了真实生活的美感。电影和文学史上，这样的细节应该不计其数。可只要它依然是真挚的，就还是好看的。

影片不会去探究Kimble在逃亡途中对生活和社会怀了什么样的心理。它的目的在于讲述故事。这些情节又短又少，让人觉得，似乎这都不是编剧和导演的安排，而是生活本身。它寒冷、客观——没有人会在追捕和躲避时候饱含感情。然而总是在我们自己也没留意的时候，真正的温情才会显露——同样的，短暂、微弱，是一个瞬间。和真实生活中一样，还没停顿下来，情节又继续了。这样的商业电影在此时显出的质朴无与伦比。它不追求冷峻也不追求温暖，它只是像一个人那样向前走——或者是，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向前走。

这部影片里，女性的角色位置非常低。出现的也都医生护士助手一类，而且全是一晃而过。但丝毫不影响影片中人物的魅力。这部影片形成的特色也来自于此。它在情节上淡化抒情，在人物上则是淡化感情。除了阴谋和客观人物关系，片中涉及情感的人物关系很少。唯一的、也是最动人的一组关系，便是Kimble和执法官的友谊。整部片子里他们只见过三面——虽然从一开始他们就处于对立的两头。第一次是在下水道里，Kimble举着枪悲愤地对执法官喊：“我没杀害我妻子。”举着手的执法官坚决的说：“这我不管。”第二次是一次偶遇，一场精彩的猫和老鼠的游戏；最后，执法官在车里，打开他的手铐。Kimble说：“你不是说你不管吗？”执法官露出笑容说：“是。是不管。”他敲敲玻璃窗，车子驶出了镁光闪烁的人群。

他们的实际接触就这么几次。然而对执法官来说，Kimble无时无刻地困扰着他。要解决Kimble的去向问题，就必须重新理清他的过去。他仍然在拼了命地追捕他。然而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大。影片没有交代他的歉疚感，也没有表现一点超出职位的温情。他严肃，可是还是能说笑话。他明白他们工作中的漏洞，可是他还是平静的。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追查。他的苦恼只和这一件事情有关。执法官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人物。

他的智慧、直觉、幽默感、铁腕式的个性如同服装师爱给他在工作服上加一点红色调的东西那样让人喜爱。他正好和沉默、劣势却每次都以惊人的胆识险胜的Kimble大夫形成既相斥又共通的一道精彩的景观。这就是之前说到的，它的结构并不算好的原因：因为过于刚直地带着人物，最优秀的结构被磨损了。

电影用镜头叙事，比起现场的舞台，它的优势是让人眼花缭乱的穿插呈现。所以，或许就像戏剧必定要深入到场面的开掘中去一样，电影在缤纷的故事情节里才能把这种镜头叙事的方式发挥到极致。影片一丝不苟地做着猫和老鼠的戏。这也是制作者的真心倾注。完全发挥想象，来精心设置追捕场面中的斗智斗勇。情节是普通易懂的，却没有落下俗套。其中最绝妙的一场戏，莫过于Kimble和执法官在警察局的偶遇。导演说，这是巧合，但是或许会有这样的巧合。这个巧合是很好的。它并没有推动情节——执法官最终没有能抓住Kimble，所以并不是出于偷懒才作出的。这或许出自于编剧导演本身对智慧的爱戴：执法官在上一边的楼梯，Kimble在下另一边的楼梯。二人都不知道对方就在此地。他们在某一层不近不远的距离外晃过。执法官突然转身，跑到Kimble所在的楼梯往下看。看到一个人影在跑。他大叫了一声“Richard!” Kimble本能地抬起头。两人在那一刻的神色让人难忘。那是两个精英间的对质。

一个微妙的直觉、一个充满了心理学玄机的行动。但是又是那么自然！它没有炫耀心理学和第六感。仍然地，没有过多的停顿，追捕者和逃亡者又开始奔跑起来。一系列充满极度的戏剧性的情节之后，Kimble混进欢乐的游行队伍。执法官最终失手。

这些情节不显得花哨。它有趣，并不在于偶然，而是在于人们在危难或者紧急时所爆发出的能量千变万化。它呈现出生理和心理相互作用的极致。我们固然会被《儿子的房间》里那位忧愁的父亲的心理所感动，尽管他看上去对一切都无能为力；但是失掉了妻子的Kimble大夫，他在逃往途中除了竭尽全力应付危险和未来，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那是另外一种真实。生活中，潜流是真实，表相未必不是真实。它带着生冷的生活质感，可也是弥足珍贵的。就像最后执法官对他的笑容，短暂、真诚、含义模糊。像对手、像兄弟、像朋友、像一个执法官对一个好大夫、像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