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目的，而非工具
李一凡导演在“一席”的演讲上，有一句话非常触动我。
视频里，一位杀马特说：“哪怕是吵一架，至少有个人愿意跟我吵架。”
和导演一样，我以前对杀马特的认知也来自于主流社会片面的报道，但这句话，让我突然体会到了夸张的造型背后那无边无际的孤独。这种孤独无人问津、无人关注。正如导演所说，他们是被“遮蔽”的一群人。
纪录片没有采用导演视角，而是把话筒给到了杀马特，让他们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这种弱结构听上去琐碎、没有重点，但导演用逻辑串联起了故事，让讲述变得非常顺畅。
讲述的大致顺序是：几岁出来打工？打什么工？生活是怎样的？怎么接触到杀马特的？为什么加入杀马特？杀马特为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杀马特后来遭遇了什么？如何看待那种遭遇？
这正好是我们由浅入深理解杀马特的逻辑顺序。
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在于，它记录了一个存在过的边缘群体，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兴起和衰败。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杀马特的故事，也可以了解城乡差距背后那些被遮蔽的人的故事。
我非常认同导演的话：“关注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明白了社会是怎么回事，我们才更能理解自己的处境、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头发是图腾
纪录片的工厂素材来源于工人们自己的拍摄。
他们的生活令人绝望：上班路上，满是乌压压的人群，他们没有表情，如同丧尸；流水线上，工人的手高速运转，如同机器一般，一天重复无数次相同的动作，还要忍受噪音、污染、机油味；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到几乎暗无天日；他们的生活贫乏得如同一潭死水。
农村是牢笼，工厂也是牢笼。从农村来到城市，并不意味着见了世面、提高了生活质量。实际上，他们依然被困在了原地，依然对外界一无所知。城市的高楼大厦与他们无关，房子和车子对他们来说望尘莫及。而比物质和阶层的悬殊更让他们痛苦的，是流水线上无尽的孤独感。
这时，一个比房子、车子门槛低得多的东西出现在了眼前，这是他们唯一玩得起的东西——头发。
从杀马特的讲述中看，头发并非仅仅是展示自己的工具，而是上升为了一种图腾。夸张的发型，帮助个体确认自我，也帮助人们从人群中认出和确认同类。在这种图腾的指引下，杀马特们找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缓解了在工厂的孤独感，寻找到了归属感。
夸张发型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尊严需求。这种需求包括：渴望脱颖而出、渴望被关注、渴望被认同、渴望融入集体、渴望摆脱孤独、渴望找到归属感。
是头发，让他们感到自己还是一个“人”，而非流水线上的零部件；是头发，让他们抓住了无望的人生中唯一一点快乐。他们不被社会尊重，只好自己构筑起了一道防线，用来抵抗无望的人生。
因此，他们极力保护“头发”这片最后的自留地。哪怕打架，也不能碰对方的头发；哪怕饿得要死，也不想剪了头发重回工厂。
头发是他们最卑微的反抗，但个体渺小的反抗，终究还是抵不过资本那轰鸣的齿轮。
一位杀马特说，剪头发的时候他特别痛苦，就像是丢了自尊，因为“没人认识我了。”
资本把人异化为了逐利的工具。在充斥着规训与惩罚的社会上，个人最后一点点小小的尊严都不被允许保留，他们最终要么回到农村，要么剪掉头发、重回血汗工厂，要么徘徊在石排的小厂。
在绚丽的头发背后，是彻底无望的人生。现实的升迁和发达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只有虚拟的世界可以给他们一点安慰。
罗福兴在纪录片里说，他唯一能记住的数字就是父亲的电话号码，因为对他而言，那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每当他遇到问题，电话却永远打不通。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具备抵抗世界和安顿自己生命的能力，他们与城市疏离、与亲人疏离。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沦为留守儿童。杀马特几乎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几乎都在12-16岁之间外出打工。他们让我想起了蒋能杰导演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里的一个情节：孩子们面对镜头，说起未来的理想，清一色地回答“打工”。打工是他们看到的全部未来，也是唯一的出路。
同一种规训
导演说，2012年他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时，特别兴奋，因为他以为中国有朋克了，有人自发地开始抵抗消费主义了。
他找到罗福兴后，发现两个人聊不到一起，因为罗福兴聊的是个人境遇，导演想的是文化抵抗。这种反差，恰好反映了我们与杀马特之间巨大的鸿沟。
杀马特从农村走了出来，却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而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呢？
我们都有手机，都在分享同一个互联网，但互联网未必打开了我们的世界，反而可能更固化了我们的圈子，加深了刻板印象。
不过，虽然生活和生活之间看似存在巨大的鸿沟，但我们的生活，却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无论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血汗工厂里的工人，还是以拼多多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里996、007的员工，都在同一种规训下，走上了差不多的道路。
在已然白热化的剥削中，人们的时间被剥夺，尊严被践踏。人沦为了工具，而非目的。
这种激烈的竞争，甚至蔓延到了还没成年的下一代。他们小小年纪就被家长打了鸡血，一头栽在了无边无际的课程之中。
在铺天盖地的同一种规训中，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少。不管愿不愿意 ，他们都被同一种价值观推入到了绞肉机中。
贫乏的杀马特背后，是少得可怜的选择。而这恰巧也是全社会的问题。不拼命工作，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就买不起房子，买不起房子，又不善理财，资产就只能不断缩水。一个无产者辛苦工作一辈子所攒下的积蓄，可能也抵不过一个有产者几年间房产的增值。
一句轻飘飘的“为什么不找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有“何不食肉糜”的嫌疑，因为在一个庞大的规训系统里，个人的选择实际上极其有限。杀马特最初只是为了抵抗极其贫乏的生活，但最终，他们在网络暴力的打压下，渐渐销声匿迹。
这个结局，又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集体规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