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罗曼史有限公司》：死于规则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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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走在街上，一个人回家，一个人拿出了钥匙，只要将钥匙插入锁孔，只要轻轻推开门，在完成这些习以为常的动作之后，石井裕一就能面对一个温馨的家，就能在家庭的快乐中消除一天的疲劳，甚至就能抵达幸福。但是他却没有开门，先是迟疑，然后颓唐地坐在门口，他和里面的世界永远被一块并不透明的玻璃隔开了。

在裕一徘徊在门口的时候，玻璃门里面似乎正站着一个孩子，他伸出一双手，甚至正在向外张望，孩子的双手似乎在呼唤父亲的到来，似乎在等待父亲进门，但是，里面的一切似乎处于隐秘的状态中，正是这种隐秘将裕一的迟疑、颓唐和徘徊变成了一种拒绝：孩子在没有父亲的世界里留下了一个位置，但是在外面的裕一却轻易将这个位置推向了空无。为什么裕一选择把自己留在门外？为什么不选择进入温馨的世界？正是他在拿出钥匙的一刹那，体会到了什么是隔绝，正是他看见孩子的手在隐秘的世界里，最后把自己放置在空无的状态中——也正是那一刻，裕一选择了一种悲剧性的死，不是肉体之死，而是现实中的符号之死。

作为“家庭罗曼史有限公司”的成员，裕一的选择似乎是一个悖论：他正是从职业态度出发，认为自己作为真寻的父亲仅仅是一种职场行为，所以他断然拒绝真寻的母亲藤崎美子想要和他建立真正关系的想法，“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拒绝一种真感情，是因为不应该越界，“家庭罗曼史有限公司”的宗旨就是不允许和客户建立真正关系；但是，当他回归到作为一名职业“寻梦人”的角色，他就应该回到现实，就应该打开门，就应该在家庭的温馨世界里活着，但是在最后他却拒绝进门，把那个真实的家搁置在了虚幻的世界里——面对现实而保持了职业操守，却又在回归现实中迷失了自己，那个真实的、作为真正丈夫和父亲的自己又在哪里？

可以说，裕一的现实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某种割裂感，“家庭罗曼史有限公司”本身就是这种割裂的存在：让“家庭”在梦想中更幸福是他的宗旨，但是这只是一种“公司”行为。作为“家庭罗曼史有限公司”的一员，裕一就活在和工作相关的现实里，他的一切出发点就是为了客户体验某种梦境实现带来真实感，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替代者：他曾经代替迟到的铁路职工而挨骂，承担他犯下的罪责，从而让这名职工保住了这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他扮演“爸爸”，让没有父亲的女儿在他的帮助下没有遗憾地迈入了婚姻殿堂；他举着中奖的牌子敲开了清原诸子的家门，恭喜他中得了2000万的大奖，使得曾经中过奖的她有体会了那种从天而降的惊喜感；他扮演摄录的粉丝，为希望成为网红的女人营造被追捧的感觉……这种种的行为，对于他来说，都是站在职业所要求的规则之内，这种规则的建立就是为了让客户感到满意，从而让自己成为诸多的替代者之一，在自己付出的努力得到客户满意的职业行为中，“一切都很完美”成为最后的目标。

当规则只有“完美”的目的，对于裕一来说，却慢慢变成了一种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想的困境。他是作为“父亲”而和真寻相见的，这是一种完全在职业规则之内的行为：在樱花正盛开的代代木公园，他等待那个约好的“女儿”真寻，在和她认识之后，讲起了美子曾经交代过的一切背景：自从真寻16个月时父女见过最后一面之后，他们便分开了，“父亲”与母亲离婚，之后有了新家庭，也不再联系。从16个月的时候分开，到12岁时再相见，作为“父亲”的裕一是知情者，而真寻却被推向了某个虚幻的梦境中，这种不对称的信息让两个人处在不同的世界中，也正是不对等的世界，在接下去的相处中不断暴露出问题，也最终让裕一陷入到了迷失自我的困境里。

第一次见面，真寻是拘谨的，她甚至不主动和“父亲”说话，作为知情者的裕一把握着主动，他讲述了这几年自己的生活，在他和蔼亲切的语气中，真寻慢慢开始回答他的问题，也开始和他对话；之后两个人继续见面，裕一带着她去划船，玩幸运币，看许愿墙；真寻后来还带来了一个叫爱梨的小姑娘，由于爱梨的皮肤显黑，她几乎没有朋友，真寻和她友好相处，又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和她玩耍；在三个人渐渐熟识之后，真寻对于“父亲”裕一也慢慢有了感情，在高处的观景台上，她甚至拥抱了裕一，第一次在父亲温热的身体中找回了遗失许多年的爱。不仅如此，真寻也开始向他袒露心迹，她告诉“父亲”，自己想要更多的自由空间，但是母亲总是因为网上坏人太多为由拒绝她上网；她告诉裕一自己喜欢了一个男孩，但是男孩似乎对她没有任何关注；在真寻开始真正将他当成父亲之后，裕一也完全像一个父亲那样，对于自由空间的渴望他转达给了美子，希望她能更多关注孩子的身心成长，对于感情困惑，裕一安慰她，“一般男生都会比较迟钝，就像当初我和你妈妈，你以后还会经历这样的不愉快……”

实际上，在这个发展阶段，裕一还是恪守自己的职业道德，以一个“代替者”的角色介入到真寻的世界里，但是为了达到一种“完美”的目的，裕一需要付出百分之百的用心，正是这种完美目的性的设置，他渐渐混淆了职业之内和职业之外的界限。对于真寻来说，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分离十多年的“父亲”，她和他对话，她对他倾诉，是完全将他看成是父亲，也是第一次向父亲敞开了心扉，当隐秘的世界不见，这种父女关系其实已经超出了职业行为，至少在真寻看来，它就是为了弥补曾经的遗憾而让自己进入到完美之中，甚至她没有和美子讲的秘密都告诉了裕一，在这个过程中，便出现了“越界”：一方面是真寻的越界，她给“父亲”看了一张自己在沙滩上微笑的照片，告诉裕一说这是自己曾经在巴厘岛旅游时拍的，但是当裕一告诉美子这件事的时候，美子却说她根本没有去过巴厘岛，那张照片是在家乡的海滩上拍的，知道这一真相的裕一有些吃惊：为什么真寻会编造谎言？

而这个疑问也正是将裕一不断带入迷失世界的最大问题，真寻编造了自己去过巴厘岛的经历，是为了让裕一感觉自己过得不错，是为了让“父亲”认为她一直是幸福的，她的这一举动尽管是谎言，但是也是为了“完美”的目的。而裕一成为她的“父亲”，陪伴她，听她倾诉，并告诉她人生需要不同的经历，也是为了“完美”，而顺着这个逻辑，他建立完美世界也必定掺杂着谎言——如果不是从职业出发，裕一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说谎者，他的所有行为都是欺骗，而以完美为目的，将现实变成他人的梦境，他甚至把自己也当成了客户，正是这种自我非我的存在，裕一把自己对象化了，他既为别人编造梦想满足梦想，也为自己设置了无法走出的梦想现实。

这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裕一不知道真实的自己该在何时抽身而出，他成为真寻的父亲，一次又一次和她见面，不断深入她的生活和感情世界，对于完美的追求，他是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员工，但是在对于完美无止境的追求中，他将真实的自己拉入其中，即使越界而选择了克制，即使知道自己是在编织谎言，他也无法脱身，无法完全抛弃规则成为真正的自我。代代木公园里正在进行的武士表演，便是这一现代困境的寓言式书写：他们手上没有刀，但是在激烈地拼杀，最后有人倒地，而那个杀了人的自己则选择了切腹式自杀，手中无刀，但是却在情境中制造了刀，制造死亡——一种比现实更真实的死亡表演，正是现代人重构自我的一种悲剧性展示。

裕一看见酒店里的机器人，那些在水池中游动的机器鱼，其实都和他一样，是在追求完美中编织的谎言，而裕一陷入其中的悲剧并不是意识到自己只是替代者，而是他根本无法还原自我。真寻将他当成父亲或许只是这种迷失的第一步，当美子在他身上找到了所谓的爱，更是让裕一进入到了真假难辨的虚幻世界，他们一起去找灵媒，当那个灵媒女人被美子死去的丈夫附体，代替者甚至跨越了生死而变成现实一部分，“从今以后，你一定要坚强，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那时的裕一在旁边，美子听到的这些“嘱托”似乎正是对裕一说的，海边的那部黑色电话机并不能沟通生者与死者，它的存在只是从虚幻的梦境返回到活生生的现实，美子在回来之后便主动向裕一示爱：“我更愿意了解活着的人。”她说。

裕一是活着的人，这个对真寻能付出应有责任感的父亲，这个在现实中追求完美的男人，不是替代者，而是自己生活中最真实也最需要的人。但是这一种示爱当然打破了裕一作为“家庭罗曼史有限公司”成员的规则，而当他急于寻找到规则，急于撇清感情和工作的界限，甚至急于逃避这一切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迷失了自我，就像那个在梦中出现的无刀武士，他一样会击败对手，一样可以切腹，刀和无刀、生和死、真与假，还有什么是必然存在的界限？而最为悲剧的是，裕一以为只有把职业行为之中的自己推向死亡，才能回到真正的现实：他走进灵堂，让自己躺进棺材，在“世界好安静”中体验了死亡的感觉；他告诉美子，“一切都结束了，只有我死了才是更好的选择，你应该租用一场葬礼……”

躺进棺材，体验死亡，甚至让他人为自己举行一场葬礼，一切也都是一种谎言，生活在无尽的谎言里，甚至需要用不同的谎言让自己回到现实，最后却已经积重难返，他找到朋友告诉他自己内心的疑虑，“我不知道家人会不会扮演不同角色。”裕一对朋友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他已经完全被推向了真实的现实之外，因为在他看来，或者朋友，或者家人，都不再是真实的自己，都成为了替代者，甚至都是家庭罗曼史有限公司的成员，当现实就是无数个幻相构筑起来的时候，不仅规则已经死了，连现实都在规则之死而无法逃离的困境中死去：他的疑惑，他的不安，他的迷失，终于在面对那个真实的家，那双迎接他的手中，变成了最后的拒绝，心灵的钥匙无法开启，家人的欢聚无法拥抱，一把无形的刀插入了每个现代人的身体，没有挣扎，就在那虚无而没有自我的世界里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