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绒革命”后的新旧交织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文：Xi |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artag
《被遗忘的俱乐部》上映于1989年，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东欧剧变中瓦解，分离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独立国家。1989年11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出现超过十万人的游行活动，之后每天都有游行活动向政府要求结束捷克共产党统治。11月24日雅克什辞去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一职，并且捷克政府举行了第一次的多党选举，“公民论坛”获得胜利，“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的杜布切克被选为为议会主席，完成了政权的和平转移。因为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治制度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所以被称为“天鹅绒革命”。
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可视为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成果。“布拉格之春”标志着华约内部的裂痕已经渐渐显现，可视为东欧剧变的前奏与导火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苏联的帮助下，东欧八国相继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苏联与美国抗衡的前哨阵地，一直处于苏联的强力控制之下。面对苏联模式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捷共改革派领导人杜布切克提出“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从1968年1月5日开始了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布拉格之春”。此次改革被苏联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于是在同年8月20日深夜直接武装入侵镇压，结束了这场改革。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布拉格之春”的前后，反映的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看法与生活状态。“布拉格之春”结束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幻想与理想也随之破灭，表面的平静下涌动着人们对捷克共产党统治的不满。
了解了以上历史背景，《被遗忘的俱乐部》中的“老”与“新”就不言而喻了。老假人模特象征着被苏联高压统治下人们整齐划一的生活——每天电车驶过后闹钟响起，“丈夫”准时起床，与“妻子”拥抱后下楼“上班”；“妻子”搅动汤勺烹饪“美食”；“竖琴女”每天弹琴总被楼上的噪音打扰；“老爷爷”用力捶打着不出声的收音机；“老奶奶”和“小女孩”安静地做针线活；“偷窥男”用手指戳破布帘偷窥隔壁的“美女”。每天以闹钟为起点，日复一日，枯燥且乏味。但仔细观察，假人们在尝试做一些细微的改变，“丈夫”开始下楼时直接摔了下去，但之后的每一天都在尝试新的下楼方法，最终成功走下了两个台阶才摔下去。
直到有一天人类搬来了新假人模特，老假人模特被遗弃了。新假人模特象征着资本主义文化与自由思想的入侵——他们有着火红色前卫的发型、戴墨镜、穿时髦的高跟鞋和长筒袜，在公寓里抽烟、喝酒、听摇滚乐、开趴体、多人运动。
老假人模特不甘心被丢弃遗忘，回到公寓向新假人模特大打出手，一番激烈的争斗后，老假人模特取得了胜利。夺回公寓后的老假人模特变潮了，他们像新假人一样开始戴着棒球帽听音乐，“丈夫”甚至穿上了骚气的豹纹短裤，“老爷爷”拥有的不再是陈旧的收音机，换上了电视机。老假人模特似乎资本主义化了，但似乎一切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家依然重复着以前日复一日的生活轨迹：“丈夫”依旧每天上班，下楼依旧摔倒；“妻子”依旧每天烹饪；“老爷爷”的电视机虽然看似比收音机高级，但依旧不能使用，无论怎么拍打也没有节目。影片最后，所有假人围在闪着雪花屏的电视前，背景乐响起了月光奏鸣曲，平静中透着淡淡的哀伤。
老假人模特的命运预示着“天鹅绒革命“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从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到融入欧洲的高度共识，中东欧国家一直努力通过“民主化”向市场经济和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转型，以期真正融入欧洲获得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但是30年来，中东欧各国的转型仍未完成，依旧面临着“民主制度”的不尽如人意、经济发展未达预期、人口结构性问题突显等困难和挑战，甚至“四分之一的东欧人比1989年更穷”。
有俄罗斯学者说，回顾中东欧国家近30年的政治生活，有一点非常清楚：这些国家在1989年“革命”中的口号和思想以及对所获“自由”的最初兴奋很快就消散了。1989年后，东欧国家同时进行的经济和政治转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充满了流血与冲突、混乱与无序、民族分离与仇恨等要素。因此，中东欧国家“民主化”转型过程有一个奇怪的倒退式逻辑：在1989—1990年“民主革命”中所谓的“政治上成熟的人”，曾经毫不犹豫、不惜一切代价对抗“共产主义怪物”，推翻了社会主义政权，但在将社会主义赶走后又变成了需要教育的孩子。这个比喻说明中东欧国家已经迷失在剧变时所追求的“民主制度”和“政治自由”中。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制度”之路究竟怎样走，30年后仍未有明确答案。
来源：李瑞琴：东欧剧变30年：重塑与蹉跎
吉利·巴塔跳脱出了历史的局限性和革命的盲目性，对“老”与“新”都不抱有任何偏爱和幻想，冷静且犀利地看清了生活的本质：哪有什么“新”与“老”，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要知道《被遗忘的俱乐部》是一部1989年的老动画，不得不佩服吉利·巴塔的前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