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宝笑了…………
本片片名的产生可谓破费周折。1939年5月，暂定名为“We Want to Be Alone”，影片投拍前，又改为“Give Us This Day”。可纽约的高层没人喜欢。而替代名称“A Kiss from Moscow”也被公司的宣传主管所否定。他的建议是“Intrigue in Paris”。还远不止这些，候选有有长长一列，"This Time for Keeps","The Love Axis","Time Out for Love","A Kiss for the Commissar","A Foreign Affair", and "A kiss in the Dark"……最终，还是Loew公司的老板，祖籍俄国的Nicholas Schenck拍板定案。他指令摄制组，就叫“Ninotchka”。
当年美国媒体对在此片上映时的最醒目的宣传语是“嘉宝笑了”。也许仅作为一个宣传语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种观影的审美导向，它却是不及格的。因为此片中唯一场在餐馆的开怀大笑，恰恰是嘉宝表演最不好的时候。那近乎于一种没有根由的不自然的笑。而真正造就了这部影片影响的表演，是她在其他大部分场景中所表现的恰到好处的冷和酷！尼古拉斯秉持了他在以前刘别谦电影中的一贯风格。塑造了一位无所事事，生性浪漫，最终却为爱放可以弃政治阶级立场的法国贵族公子哥里奥。表演相当到位。但是评论家对于此人的评价始终不高，通常的说法是，魅力不够。的确，他可能是不如詹姆斯斯图尔特或者加里格兰特那样光芒四射，但是谁有敢否认，也许正是他的的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是刘别谦青睐他的原因呢？
公平的说，影片应该有5位主角。另外三个人是俄国特使。一开场他们仨人就带给观众喜剧小段：在酒店与大堂主管对话，当对方不断出于客套说“I'm afraid”时，他们马上接到“你害怕，真奇怪，你为什么总说害怕？”接下来导演开始以他的“触觉”集中的表现了三位俄国特使们如何掉入里奥有意设计的局中。酒店里，镜头始终处在他们房间门外，先是两位侍者端着两盘美味佳肴推门进入房间。镜头没有跟进，门后传来三人的兴奋的笑声。接着一位十分漂亮的年轻卖烟女郎，走过大厅，也推门进入。镜头还是没有跟进，但门后传来的笑声加大。片刻，侍者推门出来，接着女孩也匆匆推门小跑出来，形色略显紧张。什么意思？不太清楚。镜头跟着她跑下楼梯。在切换一个端酒侍者进房间的镜头后，再次转向楼梯，这时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同样装束的漂亮卖烟女孩，兴冲冲的小跑上楼来，直奔那扇门。进门后，屋内不再是仅仅是笑声而是欢呼！……门的阻断使得女孩出门时带有了悬念，观众会跟进思维里面发生了什么。而紧接着三个女孩同时上楼来。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一个简单美人计，被刘别谦的触觉表现的如此生动有趣（在后面的接尼洛契卡的回酒店场景中，三位卖烟女郎再次兴冲冲上门，与冷酷的女领导不期而遇。她瞅了瞅那尴尬的三位，冷冷说道：同志们，你们的烟抽的可真不是少呀！注意她原文说的是"you must have been somking a lot"而不是"somking a deal"。一个含蓄的英语语境的幽默）。接下来镜头直接表现花天酒地后的满屋狼藉。三人此时已经彻底信任了尼古拉斯，对他言听计从。最后，镜头一转，衣帽架上三个破旧俄式毡帽，背景音乐迟缓悲凉，一个溶接镜头，架子上的帽子就变成了时尚高级的法式礼帽，同时背景音乐过渡到明快喜悦。至此，三个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被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腐化的幸福过程，结束了。
由于他们未能尽职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尼洛契卡才被上级派到了巴黎接管后续事宜。三位俄国特使心中忐忑地到火车站接站。由于不知道新领导的相貌和性别，只好凭感觉猜测。他们发现一位衣着表情庄重的高大男士，一致认为此人就是新来的领导，刚要兴奋地追上去。突然那人对着真正来接他的人行礼“嗨，希特勒！”……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区别的。编导的讽刺真是够辛辣也够黑色。而尼洛契卡到达巴黎后，对于西方底层劳动人民的关心爱护，显然没有获得对方的阶级认同感。当她对行李搬运工撑腰说“这是阶级歧视时”，对方马上回应“那要看小费给的多少了！”而与属于被压迫阶级的里奥的男管家的亲切握手，换来的更是对方严肃地提醒自己的主人不要被马克思主义所毒害。管家的阶级立场的被彻底颠覆所产生的喜剧效果非常强烈！此外，编导们也借尼洛契卡同小餐馆老板的对话，尖锐的指出了苏俄体制所存在问题（至少是他们认为的）：
老板：夫人，可以上汤了吗？鱼汤，我还建议您尝尝蘑菇
尼洛：来点简单的就行。我不关心食物问题。
老板：不关心食物问题？那您关心什么？
尼洛：劳苦大众的前途！
老板：可那也是个食物的问题呀！
虽然影片中存在太多处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情节，但是个人感觉，刘别谦并不想要刻意的讽刺或者丑化布尔什维克。至少不是影片所表现的重点。导演更需要的是借助这两种有着巨大差异文明的碰撞，来产生他所需要喜剧能量。因为，单纯的依靠嘉宝的冷艳和道格拉斯的火热的反差所产生的热量，很显然不足以维系这部长达110分钟的影片的喜剧温度。在影片结尾的那个镜头中，其中一个俄国佬挂着牌子，抗议餐厅私有化后其他两位“同志”对他歧视和不公。这似乎也表明了，刘别谦在有意通过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揭露，达到某种程度的政治立场上的平衡，从而让观众更能关注电影和喜剧本身。
当故事进程被男女主人公的浪漫爱情所主导之后，比利怀特的台词魅力愈加闪光。不过，刘别谦仍然能够抓紧恰当时机巧妙地展示其的独树一帜的视觉风格。尼洛契卡与里奥在马路隔离带上第一次相遇。寒暄后，她拿出地图让对方指路，里奥瞅准机会以指路为由“骗”得对方的手指。当里奥拿着她的手指找“我们现在在哪”时，镜头没有保留在地图特写状态，而是切到正对两人的中景。持续几秒后，尼洛契卡慢慢抬起头，眉毛微挑，不屑且略带讽刺说：“我感兴趣的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在这里，刘别谦再一次运用了“省略”。地图则起到了他所钟爱的门的作用。由于它的遮挡，观众看不到里奥怎么做的，但却完全可以通过尼洛契卡此时的表情和幽默含蓄的台词去想像到他是为了多摸摸女人的手，故意绕来绕去找不到目标。极为简单的一场戏，镜头、台词和演员表演配合的相当完美。令人拍案叫绝！
尼洛契卡的帽子应该算是一处败笔。其实，她的第一顶鸭舌帽不错，配上嘉宝的冷艳无表情的脸，相当的酷。替代的帽子应该更好看才行。而在服装之都的巴黎，要找出一顶样式别致且精巧的更好看的帽子也不该是难事。可结果，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观众对于她换上那顶烟囱式女式高帽很不认同。夸张一点说，它简直就是滑稽可笑。好在发生在里奥公寓的两人的缠绵爱情戏要脱帽进行，不然真是倒了不少胃口！据说帽子还是嘉宝本人设计的。看来，一旦刘别谦的独裁铁腕在美学细节把握上有所松动，就会导致意想不到的错误发生。
然而，快乐的故事却伴随着一段悲伤往事。1939年9月，即本片上映2个月，刘别谦的妻子和女儿从伦敦乘船返家途中，遭到德国潜艇的鱼雷攻击。当时大人们正在甲板上开宴会，而孩子们基本都在下面的船舱中。由于被击中后的船体下沉过快，所有在甲板上乘客被命令不得到下面的船舱去。于是，他的女儿，妮可拉·刘别谦，不幸与船一起沉入了大海。噩耗传来，刘别谦在他女儿照片前，长时间的默默伫立。
当年美国媒体对在此片上映时的最醒目的宣传语是“嘉宝笑了”。也许仅作为一个宣传语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种观影的审美导向，它却是不及格的。因为此片中唯一场在餐馆的开怀大笑，恰恰是嘉宝表演最不好的时候。那近乎于一种没有根由的不自然的笑。而真正造就了这部影片影响的表演，是她在其他大部分场景中所表现的恰到好处的冷和酷！尼古拉斯秉持了他在以前刘别谦电影中的一贯风格。塑造了一位无所事事，生性浪漫，最终却为爱放可以弃政治阶级立场的法国贵族公子哥里奥。表演相当到位。但是评论家对于此人的评价始终不高，通常的说法是，魅力不够。的确，他可能是不如詹姆斯斯图尔特或者加里格兰特那样光芒四射，但是谁有敢否认，也许正是他的的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是刘别谦青睐他的原因呢？
公平的说，影片应该有5位主角。另外三个人是俄国特使。一开场他们仨人就带给观众喜剧小段：在酒店与大堂主管对话，当对方不断出于客套说“I'm afraid”时，他们马上接到“你害怕，真奇怪，你为什么总说害怕？”接下来导演开始以他的“触觉”集中的表现了三位俄国特使们如何掉入里奥有意设计的局中。酒店里，镜头始终处在他们房间门外，先是两位侍者端着两盘美味佳肴推门进入房间。镜头没有跟进，门后传来三人的兴奋的笑声。接着一位十分漂亮的年轻卖烟女郎，走过大厅，也推门进入。镜头还是没有跟进，但门后传来的笑声加大。片刻，侍者推门出来，接着女孩也匆匆推门小跑出来，形色略显紧张。什么意思？不太清楚。镜头跟着她跑下楼梯。在切换一个端酒侍者进房间的镜头后，再次转向楼梯，这时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同样装束的漂亮卖烟女孩，兴冲冲的小跑上楼来，直奔那扇门。进门后，屋内不再是仅仅是笑声而是欢呼！……门的阻断使得女孩出门时带有了悬念，观众会跟进思维里面发生了什么。而紧接着三个女孩同时上楼来。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一个简单美人计，被刘别谦的触觉表现的如此生动有趣（在后面的接尼洛契卡的回酒店场景中，三位卖烟女郎再次兴冲冲上门，与冷酷的女领导不期而遇。她瞅了瞅那尴尬的三位，冷冷说道：同志们，你们的烟抽的可真不是少呀！注意她原文说的是"you must have been somking a lot"而不是"somking a deal"。一个含蓄的英语语境的幽默）。接下来镜头直接表现花天酒地后的满屋狼藉。三人此时已经彻底信任了尼古拉斯，对他言听计从。最后，镜头一转，衣帽架上三个破旧俄式毡帽，背景音乐迟缓悲凉，一个溶接镜头，架子上的帽子就变成了时尚高级的法式礼帽，同时背景音乐过渡到明快喜悦。至此，三个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被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腐化的幸福过程，结束了。
由于他们未能尽职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尼洛契卡才被上级派到了巴黎接管后续事宜。三位俄国特使心中忐忑地到火车站接站。由于不知道新领导的相貌和性别，只好凭感觉猜测。他们发现一位衣着表情庄重的高大男士，一致认为此人就是新来的领导，刚要兴奋地追上去。突然那人对着真正来接他的人行礼“嗨，希特勒！”……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区别的。编导的讽刺真是够辛辣也够黑色。而尼洛契卡到达巴黎后，对于西方底层劳动人民的关心爱护，显然没有获得对方的阶级认同感。当她对行李搬运工撑腰说“这是阶级歧视时”，对方马上回应“那要看小费给的多少了！”而与属于被压迫阶级的里奥的男管家的亲切握手，换来的更是对方严肃地提醒自己的主人不要被马克思主义所毒害。管家的阶级立场的被彻底颠覆所产生的喜剧效果非常强烈！此外，编导们也借尼洛契卡同小餐馆老板的对话，尖锐的指出了苏俄体制所存在问题（至少是他们认为的）：
老板：夫人，可以上汤了吗？鱼汤，我还建议您尝尝蘑菇
尼洛：来点简单的就行。我不关心食物问题。
老板：不关心食物问题？那您关心什么？
尼洛：劳苦大众的前途！
老板：可那也是个食物的问题呀！
虽然影片中存在太多处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情节，但是个人感觉，刘别谦并不想要刻意的讽刺或者丑化布尔什维克。至少不是影片所表现的重点。导演更需要的是借助这两种有着巨大差异文明的碰撞，来产生他所需要喜剧能量。因为，单纯的依靠嘉宝的冷艳和道格拉斯的火热的反差所产生的热量，很显然不足以维系这部长达110分钟的影片的喜剧温度。在影片结尾的那个镜头中，其中一个俄国佬挂着牌子，抗议餐厅私有化后其他两位“同志”对他歧视和不公。这似乎也表明了，刘别谦在有意通过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揭露，达到某种程度的政治立场上的平衡，从而让观众更能关注电影和喜剧本身。
当故事进程被男女主人公的浪漫爱情所主导之后，比利怀特的台词魅力愈加闪光。不过，刘别谦仍然能够抓紧恰当时机巧妙地展示其的独树一帜的视觉风格。尼洛契卡与里奥在马路隔离带上第一次相遇。寒暄后，她拿出地图让对方指路，里奥瞅准机会以指路为由“骗”得对方的手指。当里奥拿着她的手指找“我们现在在哪”时，镜头没有保留在地图特写状态，而是切到正对两人的中景。持续几秒后，尼洛契卡慢慢抬起头，眉毛微挑，不屑且略带讽刺说：“我感兴趣的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在这里，刘别谦再一次运用了“省略”。地图则起到了他所钟爱的门的作用。由于它的遮挡，观众看不到里奥怎么做的，但却完全可以通过尼洛契卡此时的表情和幽默含蓄的台词去想像到他是为了多摸摸女人的手，故意绕来绕去找不到目标。极为简单的一场戏，镜头、台词和演员表演配合的相当完美。令人拍案叫绝！
尼洛契卡的帽子应该算是一处败笔。其实，她的第一顶鸭舌帽不错，配上嘉宝的冷艳无表情的脸，相当的酷。替代的帽子应该更好看才行。而在服装之都的巴黎，要找出一顶样式别致且精巧的更好看的帽子也不该是难事。可结果，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观众对于她换上那顶烟囱式女式高帽很不认同。夸张一点说，它简直就是滑稽可笑。好在发生在里奥公寓的两人的缠绵爱情戏要脱帽进行，不然真是倒了不少胃口！据说帽子还是嘉宝本人设计的。看来，一旦刘别谦的独裁铁腕在美学细节把握上有所松动，就会导致意想不到的错误发生。
然而，快乐的故事却伴随着一段悲伤往事。1939年9月，即本片上映2个月，刘别谦的妻子和女儿从伦敦乘船返家途中，遭到德国潜艇的鱼雷攻击。当时大人们正在甲板上开宴会，而孩子们基本都在下面的船舱中。由于被击中后的船体下沉过快，所有在甲板上乘客被命令不得到下面的船舱去。于是，他的女儿，妮可拉·刘别谦，不幸与船一起沉入了大海。噩耗传来，刘别谦在他女儿照片前，长时间的默默伫立。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