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往自由看片、平等讨论的时代

写于：2020年3月2日

2月29日，四年一遇的日子，于我而言则同样是信息过载的一天——法国演员哈内尔（Adèle Haenel）与凯撒奖会场外的示威者们用标语和火把抗议当晚获得最佳导演奖的在逃性侵犯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柏林电影节将今年的最高荣誉金熊奖颁给了正因「反动宣传」被监禁的伊朗导演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ulof）；而我们则迎来了同人创作平台AO3的被举报和封禁，以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实施前夜的疯狂屯片。

导演拉索罗夫曾向伊朗人权中心（CHRI）辩白道「我的电影都不是政治片，它们只是有点儿政治影响的社会批评。他们不理解电影，还将其解释为对国家的诽谤。我认为对批评的不宽容、不耐烦才是反动的。」

这些电影从业者对于话语权的努力争夺，让我想起了二月份刚看过的一部讲述苏丹电影人与强权抗争30年的纪录片《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Talking About Trees）。它同样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殊荣——去年的金熊奖最佳纪录片奖项。

1989年，苏丹前总统巴希尔（Omar al-Bashir）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建立苏丹伊斯兰独裁政权，并实行一系列保守的社会禁令，其中被禁止的就包括电影制作、放映和发行等活动。在其后的30年间，被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过的苏丹电影人们在被流放期间如饥似渴地接受着电影教育，也不知疲倦地进行电影实践，梦想着哪天能够回到故国施展自己的才华、讲述自己的故事。

《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记录的正是「苏丹电影俱乐部」几位成员为了重振一家废弃电影院所作出的努力。想要在军事独裁下的苏丹放映一部卓别林的喜剧可不是跑一趟文化局那么简单的事，你得为了这张放映许可证跑遍文化局、市政厅和情报安全局，最后他们还是会将你这顽固的皮球踢到政治安全局，因为当初取缔电影是一项政治决定。

即便被强权压制与禁声，他们依然抱着对于电影的热爱而做着哪怕再微小的努力与尝试：在院子里为村民们进行放映，幕布总是往上卷起就亲自用手拉着，只为看到观众们展开笑颜；回忆当年在苏联国立电影学院的饯行宴上慷慨的陈词「梦想在苏丹等着我」；在星空下朗读流放期间的旧信「如今，傲慢的暴君们撕碎我们的过往，让我们的生活空无一物。我梦想回到家乡，哪怕会有长矛刺穿我的胸膛」；也借用布莱希特的诗句表达对封杀一切文化实践的控诉「在这样的时代，谈论树也几乎是罪，因为它影射了人们对无数罪行的沉默。」

30年后，2019年4月11日，苏丹发生军事政变，总统巴希尔被逮捕，政权将在两年内移交给文官政府，苏丹电影人们终于有可能等来他们期盼已久的春天。

对不起，我又联想到今年年初中国独立影像展无限期停办的决定。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想看的纪录片因各种审查不过关而从不会在本地的电影院里上映，于是网路上偷偷流传的盗版影片成了我的精神食粮，这也比较符合生在互联网时代的我获取信息与知识的方式，但我只能在一方小屏幕后观看，看完后在豆瓣上与豆友们进行文字交流——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直到出国进修，在电影理论的讨论课堂上尝到了小组讨论的滋味，我才明白原来与不同背景的人利用跨学科的视角一起来观看和解读一部影片，是可以通过思想的碰撞与激辩而收获那么多学识，且在交流过程中每位成员的身份都是平等的、观点都是受到彼此尊重的，这让我感到无比快乐，也让我更加珍惜线下空间所带来的那种即时、面对面、不受监控和阻挠的自由讨论的机会，也是和同学们共同成长的机会。此外，不论想要看什么影片都总能在学院的影音资料馆里找到正版碟片，周末和放假期间也可以跨越不同城市在大银幕上观看修复版的经典影片、在映后交流环节与影像制作者进行平等交流。我很怀念这种多元、自由的学术氛围，因为身处的环境改变过后，讨论场上充斥更多的是立场上的拉帮结派或是与对方阵营划清界线，很少人愿意抱着共情去聆听对方的观点与心声。就连我对事实与真相的不断求索，也会被视为一种激动的情绪宣泄。

后来我在书里读到零几年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刚兴起时，大到小规模的独立电影影展（我的天，这句话看起来好可悲），小到电影或美术院校的标准放映厅，甚至是咖啡馆、酒吧、四合院儿，都能看到中国独立影像的放映和讨论。想来也是生不逢时，2003年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创办那会儿，我还是个在小学课堂上背诵九九乘法表的小屁孩儿。等我长大之后，许多独立影像展和民间的电影学习小组都已被迫关停，我似乎再没机会体验当年挤满独立影像创作者和热情观众的那个热火朝天的交流氛围了。

国内独立影像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我不知道，但创作环境的桎梏的确让许多影像制作者和影像研究者丧失了积极主动性，在被极端个人主义笼罩的消费社会中也没有多少人再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去关心与自己平等、或低于自己阶层的人群的生活；与此相反，奇怪的是人们总是能够向上共情，去为自己从未拥有、这辈子也不可能掌握的权力进行辩解与开脱，去仰望和膜拜那个剥夺人们权利与尊严的权力巨兽。

扯远了。昨天读到一篇题为《我们还需要实体文化空间吗？》的文章，虽然作者阐述的是她在公益图书馆的运营感想，但我觉得在地性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其实是共通的。公共文化空间存在的意义即是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联结，创造出共同经验，从而使整个群体中不同的思想在这个空间中发生碰撞，体会到共同学习和思考的乐趣所在。但要如何在重重的行政限制中展开自由讨论的活动、维系非盈利公共文化空间的可持续生存，还是等我这个「愣头青」在将来一边工作一边总结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