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特务、双性恋、作家、总理、导演、指纹鉴定发明者……整个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都乱成一锅粥了
如果有最具争议导演排行榜,罗曼·波兰斯基绝对能排进前3,甚至是第1。
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个复杂的矛盾体。
他是电影大师,拍出过《罗斯玛丽的婴儿》、《唐人街》、《钢琴家》这样教科书级的经典作品。
他也是怀有8个月身孕的娇妻被美国邪教组织“曼森家族”残忍虐杀的受害者。
他是犹太人、二战犹太人大屠杀幸存孤儿,母亲死于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他也是幼女强奸犯,四十多年来身背多项性侵案指控,被通缉、被流亡、被控诉……
一方面,波兰斯基享受电影艺术带来的终身成就,身为通缉犯也不影响他在电影节屡获大奖。
另一方面,有波兰斯基出现的地方也会有大批女性抗议者,控诉这个逃脱法律制裁的性犯罪者。
面对这些控诉,流亡在法国的波兰斯基始终矢口否认,并表示外界根本不了解真实案情。
除了法庭和舆论上的否认,作为一位电影导演,波兰斯基拿起电影这个武器为自己辩护。
2018年5月,波兰斯基被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MPAS,即奥斯卡奖的颁奖机构)除名。
随后,他便以法国历史上著名冤案“德雷福斯事件”为原型拍出新作《我控诉》(J'accuse),作为对他各种控诉的反控诉。
从片名和题材来看,这是一部借古讽今,夹带私货,为自己鸣冤洗白的电影。
据外媒报道,片中某些片段和波兰斯基受审的情节相似,所以电影受到强烈抵制。
2020年法国电影最高奖凯撒奖典礼上,当波兰斯基凭借《我控诉》获得最佳导演奖后,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愤然离席,边走边骂,表达对波兰斯基获奖的极端抗议。
波兰斯基就像《我控诉》原型,饱受争议和控诉。
历史上的“德雷福斯事件”:一场种族偏见的私刑
波兰斯基曾经的经典之作,如《罗斯玛丽的婴儿》、《唐人街》等带都有极强的风格化印记。
但在《我控诉》中波兰斯基没有玩技巧和隐喻,只是把这个让法国乱成一锅粥的事件完整还原出来。
电影一开始,就是整个德雷福斯事件的高潮。
1895年1月5日,巴黎法国军事学院广场,法国犹太裔军官、第14炮兵团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当众宣布犯有叛国罪。
随后,一名共和国卫队军官撕掉德雷福斯身上代表军人的全部徽章和纹饰,并用膝盖折断他的佩剑。
就像清宫戏革除大臣顶戴花翎和朝珠,美剧里警察交出警徽和枪,过程极其屈辱。
上图是当时法国保守派日报Le Petit Journal头版报道的配图,表现德雷福斯佩剑被折断的一幕,报道标题为《叛徒》。
随后德雷福斯被押往遥远的法国海外属地法属圭亚那。法国政府在这设有监狱,关押国内的重刑犯。
本来法属圭亚那就是地球上最偏远荒凉的地方,但法国当局对德雷福斯的迫害还不止于此。
电影中负责调查德雷福斯案件的军官说,不要把他关在法属圭亚那首府卡宴(Cayenne,和保时捷卡宴同名)的监狱,要把他单独监禁在恶魔岛(Devil's Island)。
恶魔岛距最近的大陆还有11公里,据说有8万之众囚犯死在这里,小岛因此而得名。岛上关押过最著名的囚犯就是德雷福斯。
法属圭亚那监狱到底有多残酷,可以参考1973年的经典越狱电影《巴比龙》(Papillon),这部电影会告诉你什么是生不如死和毫无希望。
如果德雷福斯真的犯有叛国罪,如何惩罚也不为过。但是,德雷福斯案是个冤案,他并没有出卖情报给德国人。
所以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让当时法国当局如此迫害无辜的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事件发生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于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代替此前败于普鲁士的法兰西第二帝国。
普法战争法国战败给德法两国带来诸多影响,比如:
1. 德国完成统一,在欧洲的地位提升,挑战欧洲大陆霸主的地位;
2. 法国本来曾经是欧洲大陆霸主,但战败后地位下降,逊于德国;
3. 德法两国历史上有世仇,普法战争法国失败,更加剧了法国对德国的仇恨和敌视;
4. 历史上德法两国反复争夺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这次又被战胜国德国抢走;
普法战争后法国不仅国际地位下降,还割地赔款,整个国家陷入屈辱和低迷。
所以当时法国对德国非常仇视和敌对,而且一直积蓄能量想找德国人报仇,这也是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之一。
电影中主角皮夸特(Picquart)中校去找Boisdeffre将军说德雷福斯案件的破绽,将军说正在准备沙皇的来访。
这一点表现了当时法国和沙皇俄国联合,共同遏制夹在中间的敌人德国。Boisdeffre将军当时担任法国参谋部总参谋长。
另外,电影中皮夸特中校陪各位将军视察75mm野战炮,也是法国军事准备的重要体现。
新式火炮的研制和炮兵系统的完善,是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军备竞赛的核心之一。
法国研制的这款大炮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武器,被认为是第一款现代火炮。
除了各种宏观上的大动作,各国背地里互派间谍的小动作始终不断。
德雷福斯含冤入狱后,皮夸特中校接替桑德尔(Sandherr)中校担任军队情报机构“总参谋部二局”负责人。
这个“总参谋部第二局”挂着“统计科(Statistical Section)”不那么显眼的名义,其实就是军队的间谍情报机构。这个机构在电影中出现的贡斯将军直接领导下。
贡斯将军全名查尔斯-阿瑟·贡斯(Charles-Arthur Gonse),职务是副总参谋长,是Boisdeffre将军的副手。
统计科的职责是刺探军事情报,仇敌德国方面自然是重点关照。他们其中一项日常任务就是监视德国驻法国大使馆,随时发现可疑情况。
统计科在德国大使馆安插了眼线,一个名为“巴斯蒂安夫人”的女管家潜伏在使馆,利用打扫卫生的便利为法国军方搜集情报。
1894年9月“巴斯蒂安夫人”在垃圾里发现一页被撕成六片的笔记,并把它交给统计科。这页笔记没有签名和日期,收件人是德国大使馆武官马克西米兰·冯·施瓦茨科彭(Maximilian von Schwartzkoppen)。
笔记是法国炮兵相关的军事机密,写有“120型液压制动器以及这门炮的工作方式”等内容。
上文提到法国研制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75mm炮,其核心技术之一就是液压制动器。
虽然这页笔记泄露的信息不是75mm炮,但也是火炮武器技术。所以,这页笔记的性质极为严峻。
说明法国军方,尤其是重中之重的炮兵队伍中出现了叛徒,有人把重要的军事机密泄露给最大的仇敌德国。
而且,能接触到这项机密的人也不是普通炮兵,应该是接近法国军方高层的炮兵军官。
但是,当时统计局负责人桑德尔,以及负责调查泄密事件的军官阿曼德·杜帕蒂·克莱姆(Armand du Paty de Clam)中校,并没有像后来皮夸特那样细致、公正地排查线索,而是以东拼西凑极其单薄的证据,就把这件事赖在德雷福斯头上。
为什么是德雷福斯来扛这个雷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德雷福斯是个犹太人。
上文提到,普法战争后,法国再次失去与德国长年争夺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这里的居民曾笑谈:“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只不过是每打一次仗更换一次护照而已。”
德雷福斯的家乡就在阿尔萨斯地区的米卢斯市(Mulhouse),父亲是个富裕的纺织品商。
普法战争爆发那年德雷福斯10岁,战后随家人移居巴黎。
虽然德雷福斯出生在法国这个摇摆不定的边陲省份,又是犹太裔,但他很爱国。
因为普法战争让他的家庭颠沛流离,所以立志加入法国军队,保家卫国。从军后的德雷福斯一直在炮兵部队任职。
1891年31岁的德雷福斯被法国顶尖军校“战争学院”(法语:École Supérieure de Guerre)录取,他的其中一位教官就是皮夸特。
电影海报中德雷福斯和皮夸特两人对视的场景,就取材自师生两人在战争学院的对话。
对话中德雷福斯问教官皮夸特是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才给了他低分,但皮夸特说自己并不会因为种族问题影响判断。
两人的这段往事算是给后来的事件做了铺垫。
在战争学院学习两年后,德雷福斯以第9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被安排在法国总参谋部任见习军官,他也是当时总参谋部唯一的犹太裔军官。
德雷福斯特别的种族和在军中抢眼的表现,却成为军方陷害他的理由:
1. 当时法国社会反犹主义盛行,德雷福斯是个犹太人,拿他开刀民众肯定会支持;
2. 德雷福斯的家乡来自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地区,当地很多居民还是比较亲德的;
3. 一个来自德占区的犹太人为什么拼命地晋升到法国军队核心部门,岂不是很可疑?
4. 德雷福斯家虽然有钱,但在巴黎没有什么贵族背景和靠山,当替罪羊再合适不过;
更为要命的是,当时负责统计局的主管桑德尔本人也是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
电影中展示,统计局发现泄密笔记后,已经感染梅毒的桑德尔立刻就管皮夸特要了德雷福斯的资料去对比笔记,而其他炮兵学员根本不在调查之列。
接下来,统计局的桑德尔和亨利少校(即后来频繁阻止皮夸特为德雷福斯翻案的胖军官),还有杜帕蒂中校开始为陷害德雷福斯制造伪证。
此前统计局对德国大使馆进行监视,截获过德国武官施瓦茨科彭的信件。
这些信件中不仅包含军政公事,还有施瓦茨科彭与荷兰驻法国使馆参赞妻子的婚外情,甚至他与英俊的意大利武官亚历山德罗·潘尼扎尔迪(Alessandro Panizzardi)的同性恋情。
皮夸特接任统计局后视察监视小组,发现施瓦茨科彭和潘尼扎尔迪的恋情很惊讶。
法国的情报机构不仅掌握了德意同盟、共享情报的证据,顺便还发掘了这位德国外交官的重口味性趣。
随后,统计局和杜帕蒂把截获的德国武官施瓦茨科彭的信断章取义,再真假掺在一起,就形成了电影中那份写着缩写D的秘密档案。
这些信中并没有明确提及德雷福斯(Dreyfus),只有“恶棍D”(canaille de D)这个称呼。这个缩写D,其实是统计局之前调查德意军事情报时一个代用名Dubois。
皮夸特仔细阅读秘密档案里的信时,读到一封“关于攻克尼斯的十二项指导意见”。
法国城市尼斯(Nice)位于法意边境,如果这页进攻尼斯的内容是真的,也是与德意两国夹击法国有关,与此前发现的武器机密泄露没什么关系。
但是,统计局的“老员工”亨利少校则坚称,这些内容都是德雷福斯出卖的情报,都是他叛国罪的证据。
仅凭这些脆弱的证据,杜帕蒂把德雷福斯逮捕。1894年11月-12月,德雷福斯被法国军方组成的秘密法庭审判。
法庭上,那位言之凿凿确认德雷福斯笔迹的物证专家也是一位历史名人。
这个神神叨叨的专家叫阿方斯·贝蒂永(Alphonse Bertillon),他建立了一套科学的指纹鉴定系统,是现代刑侦技术“指纹鉴定之父”。
他还发明了“身体测量法”,警方给嫌疑人拍入案照片(Mug shot)也是贝蒂永的发明。
但就是这个现代刑侦术鼻祖,也成了德雷福斯冤案的帮凶。贝蒂永并不是笔迹方面的专家,却靠笔迹对比指证了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案成为贝蒂永一生的污点,一个最应该秉持司法公正的物证专家却做了伪证。
最终,德雷福斯被这些站不住脚的证据、想当然的动机、所谓的笔迹对比科学,以及带有偏见的指控判决获罪,处以“私刑”。
德雷福斯被判叛国罪后,统计局主管桑德尔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履职,总参谋部让军中精英皮夸特接任。
结果这一任命成为德雷福斯冤案昭雪的开始。
皮夸特上任后就发现德雷福斯相关证据有问题,不断深入分析这些证据后,他感觉这些资料极为牵强。
同时,皮夸特在调查中发现另外一位陆军军官费迪南德·沃尔辛·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的笔迹才和泄密信上的字迹一致。
电影中提到,埃斯特哈齐此前的职务是驻鲁昂(Rouen)74团军官,而且职务经常调动。皮夸特便是在一份申请调令中发现了埃斯特哈齐的笔迹。
据记载,埃斯特哈齐生活奢靡,还有赌博的恶习,所以他有把情报卖给德国的动机。
发现问题后,皮夸特拿着这些指向埃斯特哈齐的证据找到总参谋长Boisdeffre将军、副总参谋长贡斯将军,以及比洛将军(Général Billot)对质。
但是这三位法国军方高层却让皮夸特不要再横生枝节,德雷福斯案已经是板上钉钉。
即便皮夸特再揪出埃斯特哈齐,也是一个独立于德雷福斯案的新案件,想为德雷福斯翻案根本不可能。
后世关于德雷福斯案解密中还有一种说法,之所以法国军方极力保护埃斯特哈齐,是因为他是法国参谋部安排的双面间谍。
他的作用是故意泄露给德国人错误情报,迷惑德国。
而逮捕德雷福斯也是烟雾弹,只不过是谁来当这个牺牲品的问题。
电影中那位胖胖的比洛将军全名叫让-巴蒂斯特·比洛(Jean-Baptiste Billot),是当时法国的战争部长。
皮夸特自己没想到,他对德雷福斯案的深入调查反而给自己招来祸害。
就在他和三位将军谈话之后,皮夸特也遭到法国军方高层的整治。
他不仅被人跟踪,家中被搜查,还被调离参谋部统计局,自己也被审讯和调查。后又被派往法国的北非属地,任职于法属突尼斯本土步兵第4团。
皮夸特相当于被变相降职并流放。他后来一直身穿带有数字“4”字样的军服,就是法国北非部队的服装。
皮夸特后来发现的叛国真凶埃斯特哈齐虽然也被审判,但最终被无罪释放。这更激起了包括皮夸特在内有良知的法国人的愤怒。
此时法国社会产生巨大的撕裂,种族主义者反对德雷福斯和皮夸特,而另外一方势力则反对法国军方的不公正。
皮夸特没有屈服于法国军方高层的压力,继续为德雷福斯伸冤奔走相告,直到他秘密接触了几位政界和新闻界大佬,事情才有所转机。
这些大佬其中一位就是日后成为法国总理的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
众所周知,克列孟梭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重要政治家。主导了一战后巴黎和会以及对战败德国的极端制裁。
克列孟梭是记者、政治评论员和报人出身,一直以报纸为阵地针砭时政,传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这场历史性会面中,皮夸特还见到另外一位重磅人物,就是作家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
克列孟梭和左拉都坚定地支持德雷福斯。
1898年1月13日,德雷福斯在恶魔岛关押3年后,左拉声援德雷福斯的著名文章《我控诉》(J'Accuse...!)在克列孟梭的报纸《震旦报》(L'Aurore)上发表。
左拉在文中以一段富有气势的“我控诉……”排比句,逐个点名德雷福斯冤案中的重要人士,让这些身居高位的军队高官非常难堪。
左拉这篇文章更加激化了当时法国社会的矛盾,整个法国分裂成反动军队和天主教会一派,以及开明的自由商业社会一派。
大量反犹民众焚烧报纸和左拉的书、打砸犹太人商店等,是当时社会动乱的一个缩影。
除了舆论攻击,左拉本人也被控诉。1898年2月7日他被以诽谤罪告上法庭,最终判了1年有期徒刑和3000法郎罚款。
左拉与其支持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左拉的审判又成为整个事件的焦点,并一直持续到1899年德雷福斯案重审。
德雷福斯事件本来只是军事法庭上的一个悲剧,但左拉等大批知识界、文化界、政治界人士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把这件事放大成一个震颤整个法国社会的事件。
我们现在常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就形成于德雷福斯事件中,并在后来广泛流传,用来概括从事文化事业的人。
除了左拉代表的知识分子和纸媒,当时世界最新潮的电影媒介也参与到德雷福斯事件中。
电影史上的“德雷福斯事件”:一部现实主义宝藏巨制
电影诞生的年代正好和德雷福斯事件重合,这件事不可能不受到当时电影人的注意。
罗曼·波兰斯基并不是第一个把这件事拍成电影的导演,早在一百多年前电影刚刚发明不久,几乎与德雷福斯事件同期,法国电影先驱乔治·梅里爱完成了这项创举——他几乎同步把德雷福斯事件搬上电影银幕。
梅里爱出生于1861年,德雷福斯事件开始那年他三十多岁。
梅里爱是舞台魔术师出身,后醉心于电影。他将自己夸张的魔术表演和巧妙的舞台机关融入电影创作,被称为“形式主义电影”鼻祖。
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充满奇思妙想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比如最著名的代表作《月球旅行记》就是现代奇幻电影的开山之作。
但是,梅里爱也拍摄过一些现实主义影片,其中最值得铭记的就是他根据德雷福斯事件拍摄的同名电影系列《德雷福斯事件》(The Dreyfus Affair)。
《德雷福斯事件》拍摄于1899年,那年正好是德雷福斯从恶魔岛回国重新受审的年份,也是电影刚刚发明的第一个10年期间。
由于当时电影刚刚发明,技术受限,只能拍摄很短时间。
梅里爱为了还原事件全貌,创造性地把整个事件拍成11卷每卷1分钟的短片,组成一个《德雷福斯事件》系列片。
梅里爱按照真实的德雷福斯事件,把电影分成11卷系列故事:
1. 德雷福斯事件之一:逮捕德雷福斯(Arrest of Dreyfus);
2. 德雷福斯事件之二:德雷福斯被撤职(The Degradation of Dreyfus);
3. 德雷福斯事件之三:德雷福斯在恶魔岛(Dreyfus at Devil's Island);
4. 德雷福斯事件之四:德雷福斯在狱中(Dreyfus Put in Irons—Inside Cell at Devil's Island);
5. 德雷福斯事件之五:亨利上校自杀(Suicide of Colonel Henry);
(备注:此前极力指证德雷福斯叛国的统计局军官亨利后来顶不住冤案的压力自杀)
6. 德雷福斯事件之六:德雷福斯在基伯龙登陆(Landing of Dreyfus at Quiberon);
(备注:这集指的是德雷福斯从恶魔岛回国参加重审,在法国的基伯龙半岛港口登陆)
7. 德雷福斯事件之七:德雷福斯见到妻子(Dreyfus Meets His Wife at Rennes);
8. 德雷福斯事件之八:行刺马特雷·洛博里(The Attempt Against Maitre Labori);
(备注:马特雷·洛博里就是电影中为德雷福斯和左拉辩护的律师)
9. 德雷福斯事件之九:舆论之战(The Fight of Reporters at the Lycée);
10. 德雷福斯事件之十:审判德雷福斯(The Court Martial at Rennes);
11. 德雷福斯事件之十一:德雷福斯出狱(Dreyfus Leaving the Lycée for Jail);
梅里爱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电影系列,开创了电影史上的很多先河。
它可以说是律政片的先驱,也是现实主义影片的源头之一,对后来的新闻纪录片、剧集等形式都产生深远影响。
为了达到对事件高度还原和摹写,片中饰演德雷福斯的演员并非职业演员(那时还没有电影演员这个职业),而是梅里爱找来的和德雷福斯相像的工人。
梅里爱的这种做法,甚至可以说是后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的鼻祖。
经历了人生如此巨大的冤屈和磨难后,德雷福斯事件中的两位主角德雷福斯和皮夸特都有着比较好的结局。
上文提到,始终秉持正义的军官皮夸特在事件中与乔治·克列孟梭相识。
克列孟梭后来成为总理执掌法国大权,此前被迫害的皮夸特自然翻身。
他成为克列孟梭第一届政府的战争大臣,官至少将军衔。
德雷福斯本人于1906年正式被赦免无罪,并被升为少校,重新回归法国炮兵部队服役。
虽然在恶魔岛监禁时身体健康受损,但德雷福斯还是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祖国服役。
一战中德雷福斯主要在后方担任炮兵补给指挥官,也参加了一些前线战斗,并在一战期间升为中校。
德雷福斯最终于1935年去世,享年75岁。
他的墓志铭上写着一段与他人生经历不符的简单话语:
Here Lies
Lieutenant Colonel Alfred Dreyfus
Officer of the Legion of Honour
9 October 1859 – 12 July 1935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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