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很小，也很大的，《蜂鸟》的奇迹——『ユリイカ』2020年5月号“韩国电影最前线”金宝拉导演采访

——《蜂鸟》是一部融入了导演您自身经历的作品。被问及它的拍摄契机，您在接受韩国媒体的采访时，曾说：“我二十多岁的后半段在美国读硕士时，总是反复梦见初中那三年的情形。我想，这是当时没有解出来的作业(留给了现在的我)，于是开始自我反思。”您说的“作业”是指？

金：我们长大成人后，总是理想化地认为“小时候真好”。我想不仅是韩国，这是一个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我遇到的很多人都说，“长大了就不会有朋友了”“小时候的朋友才是真朋友”。但我反而认为，现在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我小时候有很多不好的回忆。比如说，在学校也好家里也好，小孩子都有很多不得不忍耐的事,这些都是我的压力。在韩国，特别是90年代，其实现在也是如此，对女性有很多歧视。我想作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的韩国女性回顾一下90年代。

其他很多国家都和韩国一样，总是嘲讽初中生这个年龄层。韩国和日本有“中二病”这样的词，美国也有“初二综合症”这种词。我们一边理想化，一边讽刺。我觉得这个年龄段很有意思。所以我想试着用电影描述一下真正的初中时代，描述一下那时真实的情感。我时常遇到一些成年人，他们没有把小时候做过的事再好好做一次,通过追忆来疗愈自己所受的伤，所以即使长大了,他们心中也残留着中学时的自己。当然也许我就是一个那样的人。承受压力，心理状况不稳定的时候，回溯到孩童时代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上，然后再返回现在。所以我想再一次体验一下、消化一下当时的情形。我在制作《蜂鸟》的过程中才知道，原来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心中遗留学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我想，可能也有很多观众在等待一个讲述那个时期的故事。如何看待私人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如何把握那个时代的韩国社会？我画了很大一张饼，想做一部把社会和个人结合起来的作品。

——为什么把主人公设定为初二的学生？

金：比如很多国家都有“中二病”“初二综合症”这种说法，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哪里这个年纪都是有些朦胧，有些微妙的。初一的时候刚入学，还什么都不懂。但到了初二可能就会树立起一些防范，或有些许改变了。初三因为以中考为目标，所以和前两个年级又是很不一样的。韩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用“中二病”这个词来揶揄他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压力。明明大家在初二的时候正应该是感到悲伤、孤独、迷惘的年纪，却在长大成人后假装没有过那些感觉。所以我想好好捕捉一下当时的感情。我想通过初中生，或者说被无视的那些孩子和他们周围人的视角，真挚地凝视那个年纪的孩子的感情。然后，再一次和当时的自己的情绪相遇，和它们和解。我做完这部电影后，心中的积郁荡然无存，豁然开朗。当然，电影的制作过程是很辛苦的。但对于人生来说，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

——《蜂鸟》的故事背景设定为1994年。当时韩国是军事独裁时代，1988年举办了奥运会，1997年又经历经济危机，我在日本也知道，这个时期韩国发生了很多事，1994年就是夹在这些大事之间的一年。这一年对导演您、对韩国的人来说是怎样的一年呢？

金：我比主人公恩熙小一岁，当时在上初一。我把故事设定在1994年，最大的原因是圣水大桥在这一年垮了。这给尚且年幼的我以及我周围的朋友们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地理位置上我家就离圣水大桥很近。这起事故对住在韩国其他地方，比如釜山、济州岛等地的朋友们来说，就只是一个新闻，但是我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后来三丰百货倒塌，我朋友的姨妈因此去世。我始终无法忘记朋友哭泣的背影。88年举办奥运会后，韩国一直处在发展的中心。这些事件却象征着韩国社会的轰然崩塌。

我想把《蜂鸟》拍成少女恩熙的成长故事，同时也是韩国社会的成长故事。恩熙经历了内在的，或是家庭、学校的各种各样的“崩坏”。电影如何把这种个人的“崩坏”和桥的物理“崩坏”，也可以说韩国社会本身的“崩坏”结合起来呢？探究这个结构，把个人的和社会的交织起来的过程是很困难的。我研究了很多，读了很多相关的书，做了很多准备。

——从您开始有了想法到电影制作完成花了七年的时间呢。构思、研究等很花时间吗？

金：准确地说，花了五年左右。2011年冒出这么一个想法，2013年写完剧本的初稿。其实这期间我也在做别的工作。为了维持生计在大学里讲课。《蜂鸟》没有得到企业的投资，是靠政府的补助金拍完的。但是从一个单位能拿到的补助金很有限，所以就从很多地方一点一点地筹钱。结果等筹集到八所单位的补助金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曾给投资公司寄过剧本，但是因为这是一部没有商业元素的作品，所以都被投资公司拒绝了。

——您在自上而下观察、描绘中学时的社会情况，搜集资料作为参考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或者在调查过程中，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金：我虽然亲身经历了1994年，但也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为了考证那个时代，我认真学习了包括小道具、美术等在内的东西。在此期间我看到了圣水大桥垮塌的照片，很受震惊。明明是几十年前的事，但在网上搜出那些照片时，我还是感到迷惑不解。我很吃惊，“明明过了这么久，但身体还是会记住心里的伤。在日本的话，也许也会有听到地震海啸，身体出现应激反应的情况。很多疑问渐次涌上我的心头，“如果不是当事人的我都会有这样的心情，那那些因为这次事故失去家人、朋友的人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对于韩国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一天一定都是在心里留下伤痕的。最终我们可以消除这份伤吗？”

——您在描述经济发展的后遗症给韩国人带来的共通的伤痛时，也涉及到一些对以父亲为中心的家庭关系的反抗，可以看出一些女权主义的思想。您是特意把女性特有的问题当作主题的吗？

金：我不认为电影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带着某些思想或目的去拍电影，电影就会变得俗气，变得像教科书一样。事实上，我从未想过要把《蜂鸟》拍成女权主义电影。但是，也许因为我自己从二十多岁开始成为了女权主义者，读了很多相关书籍，加入了一些小组，也借此认识了很多朋友，所以可能作品中自然而然地就反应出这些思想。女权主义者如我，也不可能拍出歌颂父权制、赞美大男子主义的电影嘛。（笑）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观众们震惊于“这部电影里女性好多”。我很吃惊大家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在我的人生里，激发我的总是女性，她们对我来说充满了魅力。我的周围有很多复杂敏感的女性，她们教给我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只是自然地把自己周围的女性的形象，或者我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了这部电影里。观众们“有很多女性真好”“惊了”等等感想，让我重新意识到电影里女性主人公很少。

回顾过去十年的韩国电影，女性大多以辅助性的角色、性感的角色登场，且都是美女。在四个男性中，可能只有一个女性。女性只是次要角色。所以我发现，没有电影在描绘女性。

——我觉得在恩熙身上可以看出您中学时的样子。而且，在恩熙信赖的汉语老师英智身上也可以看出您现在，以及那些您憧憬的女性前辈们的影子。您是如何描绘英智的呢？

金：观众们看了电影有各种想象，我觉得每个都是正确答案。电影有各种各样的答案，这与制作者的意图无关。不过《蜂鸟》承载了我各种各样的样子。比如，恩熙的爸爸和哥哥是父权制的，我自己的一部分也是如此。有时很利己。我想每个人都是如此的。恩熙的男朋友性格优柔寡断，我自己也有类似的地方（笑）。而且我也像喜欢恩熙的学妹友莉一样，曾有过被同性吸引的瞬间。在这些多姿多彩的角色中，我最喜欢恩熙和英智，所以把她们当作故事的主线来描绘。电影的创作者常把自己的视点投射到电影的角色身上，我把我的心情托付给英智，想通过她的台词表现出来。比如，英智最后的旁白说“世界真是神奇又美丽”，我想通过这句话说的是我通过年龄增长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生活中既有悲剧发生，也会有那些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价值所在的美好事情”。

观众们也很喜欢英智这个角色。其实在写剧本的时候，我还挺担心英智这个人看上去会不会太理想了。但是大家看了电影都说“英智看上去很强势，内心却没那么坚硬，这点很好”，听到大家这么说我很开心。扮演英智的金玺碧演员经常出演洪常秀导演的作品，演技细腻娴熟，正是有了她英智这个角色才活了起来。

——导演您是1981年出生的吧。您读过《82年生的金智英》吗？

金：我还没读呢（笑）。拍《蜂鸟》太忙了，电影也还没来得及看。但总是听说这部作品，所以一直很想读。我想有时间好好读一读。

——《ユリイカ》的同事想拜托我问问您，“恩熙的妈妈的痛苦来自哪里呢？” 恩熙的妈妈和恩熙的爸爸一起经营小店，总是看上去很疲惫。这是令堂平日的样子吗？

金：也有一些我妈妈的影子。但我觉得普通的母亲可能都是这样。放眼世界，女性现在仍是二等公民，并没有获得平等。无论是养孩子，还是和男人一样在外工作，育儿和家务劳动主要还是由女性承担。

承担的工作太多，太忙，注意力就会减弱，精神变得游移。很多女性，尤其是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的女性，都觉得很难把精力集中在某一件事上，因为不得不考虑的事、不得不做的事太多了。这是我小时候发现的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的妈妈们的共通点。和她说话，她要不就是没听到，要不就是答非所问。我当时觉得太奇怪了。但是长大后我就明白了，这和女性遭受的不公有关，女性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而且，劳动如此繁重，收入却那么少。尤其是做家务并不能得到任何报酬。在电影里也有无论恩熙怎么呼喊妈妈，妈妈也没有听到的场景。很多女性看了这个场景都说“我妈妈也是这样的”。为了让电影展现大家共同的经历，我确实下了些功夫。可能运气好的孩子也会得到父母的很多关注，但是普遍来说，孩子和家人之间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目前为止也有很多作品以此为主题。

我通过初中生的视角描绘了孩子在家庭关系中敏感地察觉到的孤独、虚无等感受。比如，恩熙在外面呼叫“妈妈”的场景，我是把此时设定为妈妈的休息时间的。因为妈妈在家里必须一刻不停地做家务，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家，对于父亲来说是休息的场所，但对于母亲来说却是劳动的空间。对于母亲来说，“家”之外的场所更闲适。所以这是恩熙的妈妈从自己家里走出来，脱下母亲这个面具，自己和真正的自己对话的场景。也可以说这是妈妈最健康的样子。但是恩熙不明白那样的妈妈的心情，所以感到很不安。我想给大家看看这两种情景并存时的样子。恩熙可能现在还无法理解，但十多年后自己当了妈妈可能就懂了。

——恩熙脸上长了脓疮，爸爸陪她去医院时突然哽咽，哥哥也在饭桌上突然哭起来。我对此印象很深。您为什么要拍摄男性流泪的场景？

金：虽然这部电影把男性描述为父权般的存在，但我希望大家不要把他们看作恶魔或是加害者。这种父权特质，其实来自脆弱。我觉得最弱的人才会变得暴力，想要去压制对方。觉得自己很幸福、自信的人，没必要欺负别人，他们会很自然地表达感情。我尊重女性的理由就是，女性会很自然地通过流泪表达感情，不会觉得向对方表达爱是什么羞耻的事。

与此相反，父权制下的男性们则被禁止流泪。如果两个男生一起去电影院，就会被大家笑“哪有两个男的一起去电影院的啊”。因为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男人之间表达感情的话，就像小孩子一样”。男性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虚张声势般用不那么亲切的称呼喊自己的家人，或是突然哭出来，我觉得这些都是父权 制下男性的特征。

但是，我并不是想表达“男的都是傻逼”这个意思。我想用人的视线来描绘他们不堪一击的脆弱。我对我的每个角色都充满了感情。让大家看到爸爸和哥哥哭泣的场景，而不是让他们成为恶魔，我觉得这样角色才更立体。韩国女性们看了这个场景都开玩笑说“人间真实”。好多人都以批判的口吻说“恩熙脸上长了脓疮，明明该担心自己女儿啊，安慰女儿说‘没关系’，她爸爸竟然哭出来”“我身边也有不会看眼色的男的”。我对这些批评也有同感。但是我想描绘的其实是脆弱，我认为这才是人类的样子。我并不认为男性在父权制下真的握有权力。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要去压制别人。我想表达的是这个。

——电影里有恩熙被学妹有莉表白的场景，这对于初中生作为主人公的电影来说是崭新的设定，但其实青春期常常会有这样的事。请说说您设定这个剧情的理由。

金：我并不想把恩熙设定成什么社会楷模。韩国社会对女性是有特定的期待的，如果说90年代的中学女生的话，就是可爱啦，纯情啦这种。其实现在的媒体中的形象也是这样。我不怎么看韩剧，就是因为韩剧描绘的女性形象并不是真的人类。我想看不那么可爱不那么漂亮的人物形象。现在社会在变，电视剧里登场的女性也多少有些变化。但是，现在媒体给我们看的依然还是理想化的女性形象，特别是男性向往的女性形象，那种可爱的、什么都不懂的女性。我想通过这部电影展现不是那样的、真实的女性。看了《蜂鸟》的韩国女性们发现，恩熙的表情和自己初中时一样。特别是恩熙落寞、茫然时的表情，和很多女性初高中时常有的情绪重合。

还有一点是女校的同性恋风潮。女性的性取向其实是流动的。初中、高中的时候会憧憬帅气的学姐。虽然大家都不会公开承认，但私下问的话，就会发现大家都会这样。有关这点的小说也很多。我想通过这个电影表达初中女生们的真实经历。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有很多人看了电影竟然觉得有莉只是恩熙的学妹。但是她们明明就是在谈恋爱。我把恩熙写成双性恋，是为了展现她的自由、她的流动性。

——请说说您喜欢的导演。

金：我喜欢台湾的杨德昌，喜欢他的《一一》。韩国导演里我特别喜欢李沧东。我还非常喜欢郑在恩导演的《猫样少女》，这部作品对我影响很大。

——和《蜂鸟》设定的1994年相比，现在的韩国经济更发达，也可以看到女性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导演您觉得这26年间，韩国哪些地方变了，哪些地方没变呢？

金：当然我肯定韩国社会在朝着好的方向变化。但女性的人权（困境）没有变。这不仅是韩国，全世界的女性都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我觉得作为拍电影的人，应该直面这个问题，让它明了。除此之外，很多成果正在通过努力实现，尤其是文化方面，我也受到很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