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造了最伟大的黑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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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今年年初，法国戛纳电影节宣布美国导演和制片人斯派克·李将出任第73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很多人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是戛纳首位非洲裔评委会主席，意义不可谓不大。

斯派克·李曾获得第88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就是整整30年前的《为所应为》。而如今，《为所应为》已被誉为最伟大的黑人电影，这部影片以成熟的手法塑造了黑人社区中的种种矛盾和对立，描绘了一场黑人运动的爆发。

如果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能够照常进行的话，《为所应为》极有可能成为“经典修复单元”最热门的影片之一。

在《为所应为》的开场，伴随着“Fight the power“的音乐，一个年轻女子疯狂扭动着她的身体。“Fight the power”也成了全片非常引人注意的一句话，高大Radio提着大大的收音机在街上走来走去，里面也不断重复这首歌，结巴的Simely也结结巴巴地说着要斗争。

为何要斗争？跟谁斗争？我们可以细细分析一下。

谈“斗争”之前，我们要先了解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区”。国外的理论界逐步完善了社区的概念 , 概括来看 , 国外学者认为社区的基本要素主要有:

1、有按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共同生活的人口；

2、有一定的地域和环境条件, 包括地理位置、地势、资源、气候、经济、交通和公共设施；

3、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

4、在情感和心理上有共同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认同感。

由此可以看出, 社区首先具有地域性特质, 同时还包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的含义以及制度设施和物理设施。

影片中发生的环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黑人社区当中。

在这样的社区中，黑人因为具有人数和文化的优势，而以主人自居，社区中的黑人年轻人可以随意嘲笑新搬来的小伙子。

同时美国社区治理是多个主体自由和平等参与的过程，社区治理权力不是被政府或者社区代议机构垄断，也就是说这在这黑人社区治理中，黑人的自我管理和约束占很大的比重，但这并不代表着国家权力的缺位。

影片中不断出现两个开车游荡在这街头的警察，尽管他们连一起小纷争都懒得解决，但他们出现就宣告着国家权力的在场。

两个警察在街头巡逻的时候，有一处非常引人注意的镜头：两个警察和三个坐在街边的黑人老头互相对视。这处镜头中没有对话，但却非常值得细细琢磨，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金棕榈获奖导演迈克·摩尔在代表作《科伦拜校园事件》（2002）中做过一个小动画，讲出了贯穿美国历史的“恐惧”，批判美国白人因对黑人的恐惧而滥用暴力。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适用范围扩大到黑人身上，黑人和白人应该是处在一个互相“恐惧”的状态之中，所以他们互相“警惕”。

国家机构由白人掌控，所以这种警惕也就延伸到了国家层面。这也就好理解这处镜头设计：双方就像各自警惕的对手，尽管目前相安无事，但他们互不信任。

让我们想想现实中的一些黑人运动事件的发生的起因，它们的导火索很多都是一些“琐事”，例如开车超速、小偷小摸等等，但一旦发酵，很容易酿成惨案。因为双方都保持着一个随时搏斗的姿态。

2019戛纳大热《悲惨世界》，几乎相同主题复现

这也印证了黑人运动的另一个有意思的点：突发性。

影片中的冲突从出现苗头到出人命其实非常快，连一天的时间都不到，而且也是因为一些小事而引起的。但这其中又蕴含着它的必然性，这里的互不信任又精确到了社区不同种族之间。

意大利裔、韩国裔等居民同样与黑人处在一个不信任、内心咒骂的状态，但他们又互相依存。意大利裔和韩国裔需要黑人来消费他们的商品，黑人需要到他们商店进行消费，但又担忧韩国人赚钱抢走他们的住所和工作。

这种矛盾的状态极其敏感，一处暴力的发生就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黑人们的社区主人意识在暴力后迅速膨胀，他们似乎可以随意处置“外来人口”，所以黑人们在焚烧了意大利裔人的比萨店之后还打算抢劫韩国人的商店，韩国人不得不强调“You me same”和“I black”来换取宽大处理。

回到开头我们谈到的两个问题：为何要斗争？和谁斗争？

第一个问题，因为比萨店老板歧视黑人，但细细一想，在斗争起因中占更大比重的反而是带头三人和比萨店老板的个人不满。

那么第二个问题，和谁斗争呢？是那个意大利裔美国人吗？看起来是这样的，白人具有一种相对的优越感。可是这样并不令人信服：黑人似乎处在一个无所事事没有工作却到处找事的状态，是不是也有些过于敏感了？

带头找事的三个人他们发泄个人情绪大于他们要为黑人谋平等，而且放火烧比萨店的是每天念叨着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的结巴——这个很重要，因为这直接决定了这场“斗争”的是否合理。高大的Radio死于镇压骚乱的警察之手，当对白人的私人不满逐渐发展成和国家机构的对抗时，一切的性质都不同了。

这似乎成了一个困局，因为在这像链条一样的环节中，似乎每一处都没什么问题，但最后的结局却又是如此的不知所措，不知出路在哪里。

最后斯派克·李以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的话做结，这两段话对照着影片来看都太“理想”，自卫的暴力容易发展成泄私恨，固有的种族歧视观念也不一定会在沟通中有所改观。

影片中和善的黑人老头一直在说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什么是正确的事？

这个问题也在一直影响着斯派克·李。

这里就涉及到了导演的态度，斯派克·李是怎么看的？

斯派克·李在美国社会中应该是具有两重身份，他是美国精英，又是黑人精英。这就要求他从两个立场来看待这件事，他深刻地体会到这种“Fight the power”的荒诞性，但白人的不自觉的优越又确实存在。

作为黑人，他站在反种族歧视的第一线，批评奥斯卡的“纯白”，在《绿皮书》（2018）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后愤然离场，在《黑色党徒》（2018）中用格里菲斯的手法回击3K党。

作为美国精英，他又不能为了迎合自己种族的喜好而丑化白人，他要致力于黑人和白人的包容和友善，就像他在《圣安娜奇迹》（2008）中拍摄的那样。

而在同样多元化汇聚的中国，这些年也兴起了很多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

中国虽没有像美国那样多元种族的激烈对抗，但中国少数民族导演在拍摄本民族影片时，也通常站在两种不同的层面：既是民族性的，又促进多元文化互相包容，为社会和民族提供反思和改进的切入点。

这或许就是我们从斯派克·李和《为所应为》中获得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