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剩女》：是谁一直在建构这个伪概念？
最近几天，《剩女》很火，这部来自于美国PBS电视台的纪录片一经在国内流出资源，立刻便在网络上掀起了热烈的讨论与围观。
不过，很可惜的是，这部拍摄于中国，讲述三位中国单身女性故事的作品并不是由中国人所制作，它的导演是来自于以色列的两位长期关注中国社会议题的女性电影人，在此之前，她们还制作过另一部反映网瘾戒除问题的纪录片《网瘾》（Web Junkie），此次的《剩女》已经算是她们第二次拍摄中国故事了。
不得不说，这两位以色列导演虽然是外国人，但她们对中国社会现状以及当下舆论热点的了解似乎比中国人还要准确。
要知道，像“剩女”、“剩男”这类两性话题在现今的中国本就是人人都关注和议论的焦点，这两位外国女导演从“他者”的视角出发，不仅敏锐地体察到了这种热点的存在动因，而且还将其作为核心议题制作成了一部极具社会学价值的纪录片，确实很不容易。
一部好的纪录片题材固然重要，但要是没有立体多面的人物也很难撑起相应的题材。据说，这两位导演在对所拍人物的选择上就花费了很长时间。
最初，她们通过网络寻找拍摄对象，在对数十名女性的接触中，她们发现大多数人只是想在镜头以外陈诉自己的不幸，一些人在短暂的了解后都会因为对隐私的顾虑而拒绝拍摄。
她们是经过了漫长的筛选，才从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三位愿意出镜的主人公，而这三位主人公在社会背景、家庭环境、教育经历和性格特点等方面都不尽相同，所以也十分有代表性：
第一位主人公是时年34岁，来自于山东农村的女律师Qiu HauMei，在影片中她也是表现比较出彩的一位。
因为出身于重男轻女的大家庭，她一直处于父母的逼婚压力之下，尽管她是个很有主见的现代女性，但很多时候她都面临着外界和自我的双重审判——“人到年龄就该结婚！”“不结婚就不会幸福！”“我到底该不该结婚？”“结婚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些质问让她不得不一次次徘徊于“交易感”十足的婚恋相亲市场，奔赴于一场场被安排的速配聚会，忍受着周遭世界对其“大龄剩女”的标签化评判。
第二位主人公是时年28岁的广播电台播音员Xu Min，虽然她出身环境优越，工作光鲜亮丽，但她却一直陷于原生家庭的困扰之中。因为从小到大对母亲的逆来顺受，让她的生活充满了干扰和限制，她对婚姻的选择更多地是要满足母亲的心理期望，在这种被动的母女关系中，她变得无所适从。
第三位主人公是时年36岁的大学老师Gai Qi，在影片中她是唯一一位对婚姻“妥协”的女性，她不仅找到了她认为还算满意的丈夫，而且还生了一个女儿，但平淡的婚后生活也让她感觉到有些无聊。
很难说《剩女》这部纪录片是一部拍摄十分精良的作品，因为结构和内容所限，想要面面俱到地展现三个人物的命运与生活也不现实。
然而，就是在80多分钟的时长内，影片却对当下中国的婚姻挤压状况、婚恋相亲市场、两性择偶偏好、城乡婚恋差异以及适龄未婚问题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展现，而三位主人公对人生之路的迥异选择又让观众看到了“剩女”这个标签所根植的大众心理机制，中国人落后的婚姻观念和社会主流文化对个体的绑架也在影片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众所周知，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就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社会观念，受这种婚恋文化的影响，个体的婚姻选择始终掺杂着一套复杂的逻辑。
尽管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所颁布的《婚姻法》曾明确鼓励自由恋爱，当代社会婚姻文化氛围也始终强调“婚姻自由”，但诚如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写到，“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地方把婚姻完全视为当事人之间个人的事情，而别人不加过问。”
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大家长制一直就是比较盛行的一种运作肌理，子女的婚姻在很多时候并不只是个人的私事，个体选择终生伴侣并非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和喜好，父母和家人乃至于亲戚与朋友都可能会成为其选择行动的代理人。
而在这样的社会规则下，因为女性本就处于一个较为弱势的地位，她们如果到了一定年龄还不能被视为循规蹈矩的“安定”下来，整个社会就有可能为她们刻画一个个道德高度污名、物质利益至上、极度自我的大龄未婚女性群落印象，甚至于她们的家人都可能对其反戈一击，成为阻碍个人自由意志的催化剂。
因此，在《剩女》这部纪录片中，我们便可以明显看到，像Qiu HauMei和Xu Min这样的单身女性首先接受到的压力就来自于自己的家庭。
当Qiu HauMei回家之后，她终究难逃父母与姐姐们的连番拷问，“你是不是上学上傻了？”“你都三十多了还不结婚？”“不结婚就永远不能幸福！”“你老了谁来照顾你？”类似于这样十分强硬的价值观判断几乎不曾中断；
而在Xu Min的家庭关系中，母亲对她的控制与干预也显得十分强势。在心理医生面前，她泪流满面地承认，她的婚姻选择始终会受到母亲的左右，满足母亲的喜好好像才是首要原则，至于她自己的意愿则是不被尊重的。
最关键的是，在这两个人的家庭关系中，实际上都强烈地体现出一种中国父母才会有的思维逻辑，即父母总会将下一代的个人选择和“不孝顺”相挂钩，继而又会用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辛苦抚养去指责这种“不孝顺”。一个强大的民族心理惯性几乎表露无遗。
当然，在这部纪录片中，两位导演对于语言暴力和相亲市场的观察也很有意思。
你会发现，当Qiu HauMei行走在地铁中的时候，地铁中的广告都是“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约女神”这样的标语，当Xu Min与自己的母亲吃饭时，“剩女”这样的词汇也会从她母亲那儿脱口而出，当Qiu HauMei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她也表示了对“单身狗”、“大龄剩女”等标签的强烈反感；
当她们穿梭于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婚恋交友场景中时，两性的交流话题始终停留在家庭出身、学历背景、工作薪水等方面，几乎很少会去提及个性、精神、价值观等问题；
至于那些散落在公园相亲角的大叔大妈们，则会把自己子女的个人信息以最简单粗暴的标签展示出来；而上婚恋交友网站，更像是在挑菜一样，住房、工作、收入、户口、身体条件等都是被可能量化的标准之一。
显而易见，《剩女》这部纪录片向我们昭告的是，语言暴力已经全方位地渗透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性别政治也在不遗余力地左右公共叙事，社会性别权力关系被悄然镶嵌在了一个个媒介机构和媒介产品中，两性地位的二元对立状态也因此被搅动的更为畸形和无脑。
其实，关于当代都市生活青年的婚恋问题，很多社会学家都做过大量相关的研究，而且早有证据表明，大众和媒体更为倾向于选择热炒“剩女”问题，但很少会将“剩男”同等视为显性话题进行讨论。
而实际上，有学者早已对“剩女”概念进行过界定和度量，并对中国单身女性的比例和结构做过系统的调查，从结论来看，“剩女”问题其实在中国并不真正存在，中国女性过剩本就是一个伪命题，相反，女性在各年龄层及婚姻挤压状况中都基本处于短缺状态。
“剩女”明显是一个被媒体和舆论所夸大且建构出的伪命题，其深层次的原因实则和眼球经济的波动、消费社会的观念更迭有关。
不过，虽然“剩女”早被证明并不是人口结构性婚配过剩的结果，而是由于国人文化观念变迁滞后于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是网络和媒体建构出来的标签和伪概念。
但像《剩女》这样的纪录片似乎也在提醒着我们，这个建构性标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伤害了众多无辜的优秀女性，潜在地增加了她们的生存压力，甚至给很多家庭中的长辈父母制造了某种恐慌。
所以，争取平等或许并不仅仅是某个单一群体的使命，无论中国社会的全球化程度如何，传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主导着中国社会，而要打破这种语言暴力和性别对立则需要所有人一起去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