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的新现实主义的戏剧化方式

伊朗电影与俄罗斯电影一样，具有一种独特的、植根于社会历史和民族性格的深厚与力量感，纵使处理的题材是多么温柔细腻。

阿巴斯对新现实主义手法有着娴熟且精确的掌握，从简朴自然的电影场景、生活化的人物风貌，到对长镜头、广角镜头、自然光的使用，一副伊朗山岗村庄的图景被不加修饰地呈现，并最终释放出迷人的影像魅力。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阿巴斯通过本片生动具体地展示了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戏剧化方式，换言之，在不依靠库里肖夫效应、不依靠蒙太奇的情况下，电影的戏剧性冲突与效果如何展现？电影的主题思想又如何充分表达？

首先，固定机位的长镜头在转动中将小男孩的行动过程完整展开。由此，生活的繁重负担与男孩的性格心理就随之呈现。同时，摄影镜头“不厌其烦”地随着男孩来回移动（包括在家中的两个村庄间的），也将观众置于观察者视角，既传递完整信息，又保留了距离感（而非蒙太奇式的参与感、构建感乃至破坏性）。

而在电影构图上，画面前景总是被占据各式各样的东西所占据，且通常是晾晒的衣物，这又再次不依靠蒙太奇暗示、就表示出电影中人物繁重的生活背景构成。

在阿巴斯长镜头中，电影的戏剧性非但没有被稀释，反而被无限地调动和激发了。这也要归功于他在长镜头场景中的一个艺术技巧：通过物件阻挡住关键信息（如人物的面部），使观众与主人公保持同等视角的悬念，以此来增强不需要剪辑便可达成独特戏剧性。

至于叙述段落的组成上，阿巴斯也带有极强的新现实主义气质。在电影发展进程中，他曾一度脱离男孩行动的主线情节，而倾心于其他人物的旁支段落中，最后再由男孩进入（回到）该段落，重新接续主线故事，这样的安排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拓宽了影片视野，更多的戏剧冲突与社会性元素得以被包含进来。

除开上述语言技巧外，在人物设定上，影片当中男孩始终被成年男人忽视而无法被听见，他的交流者是同龄人、老人和女性，老人与他相互伴随，而女性（也就是母亲）最终选择包容了他。这样的阵营设定想必是有着极其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含义乃至形而上层面的哲学解读的。

总的说来，这是一部相当感人的影片。从男孩所在的房间内对风暴中仍在室外劳动的母亲进行的深焦拍摄，以及最后一幕作业本里夹着的小花，是其中为最为动人之处了。而阿巴斯——这位被戈达尔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艺术电影大师的作者导演——在新现实主义的情景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构建电影戏剧性的若干迷人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