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压垮大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公元1642年，大明朝崇祯十五年，闯军围攻开封。

李自成来势汹汹，麾下大军如排山倒海，将开封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狼烟吹起，战鼓轰鸣，伴随攻城的一声炮响，大军开始冲锋。

开封，曾是北宋的汴京，想当年，那是何等的繁华热闹。

如今，不过是一座孤城。

所谓的繁华早已是陈年旧事，只能在《清明上河图》中窥见端倪。

孤城的守军是孤军，城楼守卫的明军如残花，日渐凋零。

他们每击退一次冲锋，就会陷入更深的绝望，深渊正在虎视眈眈地凝望。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敌军源源不断，蜂拥而至，旌旗漫山遍野，无边无际，一眼望不到尽头。

黑云压城城欲摧。

从城楼另一边眺望，帝国的援军却迟迟不见踪影。

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此刻离帝国灭亡，仅仅只剩下两年。

两年后，正是城下这支气势汹汹的农民军，席卷了帝都，逼得大明皇帝自缢而亡。

但1642年的崇祯还在垂死挣扎，他仍然幻想着能有于谦那样的忠臣力挽狂澜。

他废寝忘食地进行了一番苦思冥想，最终敲定了一个人选。

此人便是孙传庭。

公元1636年，即崇祯九年，孙传庭率军大破贼军，打得李自成只剩下18人。

这位人高马大的陕西硬汉吓得魂飞魄散，跑得再慢一点就成了孙传庭的刀下亡魂。

捷报传回帝都，崇祯喜极而泣，大臣们山呼万岁，京城一片歌舞升平。

谈笑间，声势浩大的贼军仿佛就这么灰飞烟灭，根本经不起风吹雨打。

站在1642，回望1636，那场大捷已是遥不可及的记忆。

如今的李自成不仅卷土重来，大军如滚雪球般一天天壮大。

其战法，已经从流寇式的声东击西，进阶成了大规模的攻城略地。

等到崇祯御前召见孙传庭之时，李自成已经开始进军关中。

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潼关，一旦潼关失守，中原大地将无险可守。

帝国京师的大门，就会向李自成敞开，任你是于谦再世，照样无力回天。

见到孙传庭时，眉头紧锁的崇祯问，需要多少人才能平定叛乱？

孙传庭回道：五千精兵足矣。语气毫不犹豫，眼神坚挺如铁。

听罢，崇祯长舒了一口气，于是孙传庭率军前往前线，阻击北上的李自成。

以上，正是影片《大明劫》的开头部分。

关于明朝历史的电影有很多，但走的都是戏剧化和演义化的路数。

说白了就是不够真实，更谈不上真实感。

而电影一开头的攻城戏，迎面扑来便是这股子真实感。

佛朗机炮、火铳、布面甲、臂甲等服道化的细节呈现，足足称得上细致入微。

虽不至于百分百还原，但在近十年来说，已经是首屈一指的用心良苦。

但最核心的真实感还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就是影片的两位男主角。

一位就是之前说过的孙传庭，另一位则是吴又可。

孙传庭是兵家，身为帝国的擎天一柱，他为了救火疲于奔命。

根据影片呈现，他到潼关一看，登时就傻了眼。

粮仓里的粮食早就被贪官污吏蚕食的干干净净，军粮是个问题。

自古以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饭都吃不饱，难不成让弟兄们饿着肚子上战场？

粮草短缺的同时，是兵饷的巨大缺额。

到明朝末年，明太祖设计的卫所制早就名存实亡，募兵制大行于世。

所谓募兵就是花钱雇佣，这兵饷就是给士兵的发的工资。

募兵制还有一个特点，武器装备也是由帝国财政一应承担，统一配备。

但是潼关守军的装备严重不足，用于防御的布面甲都不够，更不用说火铳。

没粮草，没军饷，没装备，没有可以补足的兵员，也没有中央帝国的后援。

所剩不多的地方守军还各自为阵，不服调遣，和闯军总是眉来眼去。

李自成麾下不是几千几万人的小股部队，而是几十万，浩浩荡荡，士气高涨。

这仗怎么打？

孙传庭算是看出来了，所谓剿灭李自成，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缺粮缺钱，短时间内倒不是最致命的，孙传庭可以向大户开刀，打土豪分田地。

他缺的是时间。

隔三差五就会有监军带着崇祯的旨意前来，核心就一句话：督师怎么还不发兵？

孙传庭可以理解此刻崇祯的心情，但是老天爷不理解。

明朝历史上最凶猛的一次瘟疫，席卷了帝国的中原大地。

光是帝国的心脏，皇帝所在的京师，就有二十万人死于这场来势汹汹的大瘟疫。

京师尚且如此，孙传庭所在的潼关地区也不能幸免。

乱军四起需要救世的能臣，瘟疫横行则需要救命的良医，吴又可就是这个良医。

瘟疫爆发时，京城内外的大夫们首先想到的是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是东汉末的名医，当时同样是瘟疫横行，中原大地十室九空，哀鸿遍野。

当时的曹操见了此等惨状，悲从中来，写了一首诗，名为《蒿里行》。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张仲景的药方则有效遏制了瘟疫的传播，于是被后世的医家奉为圭臬。

时光飞逝，来到明末大灾变的时代，这位大名鼎鼎的医圣已经去世一千多年。

与此同时，瘟疫早就不是当年的瘟疫，祖师爷的药方此刻并不灵光。

影片中的吴又可提出《瘟疫论》，靠着“达原饮”的药方，初步遏制了瘟疫。

明朝末年的瘟疫以鼠疫为主，说是天灾，又何尝不是人祸。

每当改朝换代时，我们总能听到这八个大字：天崩地裂，山河巨变。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天地的眼中，山河依旧是山河，只是变换了颜色。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后世文人骚客的眼中，山河巨变也是如此。

但是，后世的人旁观者清，现世的人当局者迷。

孙传庭可说是兵家，吴又可是医家，关于明末风云变幻，两人有段对话。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为乱，这就是吴又可给孙传庭的启发。

历朝历代，都在反复念叨着一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问题是，什么是人心？

在孙传庭看来，人心就是粮食，是源源不断的兵源。

这人心在李自成那儿，所以他输个十次八次都可以，但孙传庭一次都输不起。

输了，就是身死国灭。

瘟疫再可怕，鼠疫在嚣张，但是在四海八荒的人心面前，只是纸老虎。

孙传庭文韬武略，并非亡国之臣，崇祯励精图治，并非亡国之君，可还是亡了。

追根究底，这大明朝的人心，早在万历朝，就已经散了个干干净净。

从万历十五年开始，即公元1586年，万历皇帝就不再上朝，深居后宫而不出。

长达三十多年的时光中，君臣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中央帝国的权威日渐下降。

从国本之争开始，君臣之间势同水火，根本不存在一丝一毫的信任。

伴随着万历三大征的落幕，户部一盘算，竟有一百万两的巨大亏空。

很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辽东的女真部努尔哈赤开始崛起。

25岁的努尔哈赤，靠着祖上传下来的十三副甲胄起兵，统一女真称霸一方。

在著名的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十万大军遭遇努尔哈赤猛攻，丢盔弃甲，惨败而归。

尽管之后攻守易势，但此战对大明朝并非致命一击。

军事行动的惨败带来的最大后果，是帝国财政的巨大亏空。

明朝是大一统王朝，本该富有天下才是，怎么一场战役的失败，就穷得铃铛响？

明朝经济结构高度单一，初期实行海禁，税收主要以农业税为主，商业并不重视。

根据明太祖朱元璋的设计，靠着农业税的收入，自给自足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但是到了万历年间，进入了多事之秋，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农业税根本就不够。

光是援助朝鲜的战争，就耗费了800多万两白银。

如果不搞农业加税，如果不搞盐矿官营，只要一场大战，户部就得穷得哭爹喊娘。

小农经济本就脆弱，稍有天灾便会粮食歉收，遇上大灾，还容易闹饥荒。

有了饥荒就会饿死人，饿死人就容易闹瘟疫，瘟疫雪上加霜，就会死更多的人。

与其待在家乡做着等死，不如去有粮食的地方乞食，流民眼看着越来越多。

胆子大的就三五成群，开始打家劫舍，实力强的甚至开始啸聚山林，好不快活。

小股流民汇聚成大股，大股流民汇聚成大部队，从流寇到攻城略地，无所不为。

万历末年，已然暗流汹涌。

明朝的财政，不仅要用于对建州女真的军事防御，还要用于养活庞大的官僚集团。

这还没算上繁衍生息已经高达数万人的皇亲国戚。

万历之后的两任皇帝，分别是泰昌和天启，在位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八年光景。

八年间，万历朝的问题愈演愈烈。

朝廷是阉党和东林党的朋党之争，地方乡绅则伙同官僚，将土地兼并进行到底。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帝国的精英们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哪里顾得上流民们咕咕直叫的肚皮。

公元1627年，信王朱由检继位，改元崇祯。

这位17岁的热血少年，很快就收拾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堪称是雷厉风行。

他坚信自己有能力力挽狂澜，成为大明朝的中兴之主。

他和哥哥朱由校一样，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与宦官朝夕相处。

所不同的是，他最初并没有被当做继承人来培养，就藩本是他此生的宿命。

而明末的宫廷可以用波诡云谲来形容。

童年时的朱由检见识过红丸案和移宫案，幼小的心灵就此留下刻骨铭心的阴影。

从小就没有母爱和父爱，整日里还要担惊受怕，甚至没有受过完整的帝王教育。

后天养成的性格缺陷将通过帝王至尊的权力，得到疯狂的释放。

崇祯在位17年，光是内阁首辅就换了50个，他骨子里就没法信任文官集团。

诸如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喜怒无常、犹豫不决，对于藩王来说算不上什么。

但对于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来说，如此帝王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他既没有驭臣之术，也没有济世之道，反倒被文官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中。

魏忠贤在时，东南的财税至少还能收的上来，到了崇祯时，工商税毛都没有。

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阶层，即便自己不做，家里的亲戚朋友也有做生意的。

明朝中后期东南商贸发展的红红火火，东林党作为既得利益者，当然不希望征税。

崇祯一朝刚好也是东林党的天下，他们忙于派系内斗，忙于敛财，为此不亦乐乎。

至于户部的亏空怎么办，那是皇帝老儿的本分，他们小门小户的，管不了那么多。

他们的解决方案永远都是加税两个字，往陕西加，往河南加，总之东南没得加。

电影《大明劫》之中，崇祯让孙传庭出击，却又不给军饷，岂不是自相矛盾？

逼得孙传庭只好杀土豪分田地，这才初步解决了十万两军饷的财政问题。

倒不是崇祯不想，他是真的没钱，他知道大臣们有钱，但始终没有魄力去解决。

对农民加税只会加剧小农经济基本盘的大崩溃，农民起义只会愈演愈烈。

对外被动防御，对内接连失利，内忧外患，两面作战，只会顾此失彼。

很不幸的是，崇祯时期刚好是小冰川期最严重的时候，北方气候比往年冷的多。

以皇太极为首的建州女真拼了命也要往山海关内进攻，也是迫于生存压力。

崇祯二年，皇太极绕过山海关，逼近京师，袁崇焕率关宁铁骑星夜驰援。

皇城脚下，袁崇焕以九千对战皇太极的十万铁骑，也没让他捞到一点好处。

击退敌军后，崇祯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策，抓捕袁崇焕，凌迟处死。

袁崇焕这一死，大明朝算是断了根擎天一柱。

同样的事情其实也发生在孙传庭的身上，若非山河破碎，崇祯断然不会放他。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崇祯偏偏是逆向思维。

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敌人到底谁？

在《大明劫》中，孙传庭有句话，算是说对了一半。

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皆因无地可耕。

急功近利的崇祯，难免目光短浅，除了到处扑火，他似乎有意识忽略了这个问题。

明末众生相，无论高官显贵，还是三教九流，都活在一个光怪陆离的氛围中。

有人醉生梦死，有人首鼠两端，有人卖身葬父，有人饿死荒野，有人揭竿而起。

崇祯真正的敌人，从来都是自己人。

皇太极也好，李自成也罢，其实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贪婪和无知。

即便崇祯是天纵奇才，战略设计无人能及，但真正到了落地的时候也会破产。

帝王再精明强干也只是一个人，偌大的帝国说到底，靠的还是庞大的官僚集团。

明末的官僚集团，宁可围观神州陆沉，也不愿意上交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崇祯问自己的岳父借钱，哪怕是一万两白银人家都觉得肉疼，京城权贵无不如此。

但在李自成的钢刀和皮鞭下，京城权贵硬是被搜出了7000万两白银。

若变成了军饷，万历三大征都可以打上好几次。

正因为这样的权贵多如牛毛，才更显得孙传庭这样的人难能可贵。

来势汹汹的瘟疫，只是压垮大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瘟疫尚可治，国难如何医？

公元1643年，在崇祯的一再催逼下，孙传庭被迫出关作战。

兵部侍郎张凤祥进言：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帝不从。

崇祯最后一支王牌部队就此全军覆没。

《明史》称：传庭死而明亡矣。

同年五月，张献忠攻占武昌，楚王朱华奎被活生生浸猪笼沉江。

李自成则横刀向天笑，虎虎生风，麾下大军，朝着帝都浩浩荡荡地挺进。

不可一世的帝国，最终还是败给了一个送快递的。

然，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贪得无厌的人性，才是明末最可怕的瘟疫。

但崇祯已经没有时间思考这个无解的难题。

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一个叫朱由检的中年男人，在煤山上吊自尽。

文臣误我皆可杀，这是他至死方休的执念。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我知道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条恶龙，每年要求村庄献祭一个处女。

每年，这个村庄都有一个少年英雄去与恶龙搏斗，但无人生还。

又一个英雄出发时，有人悄悄尾随。

龙穴铺满金银财宝，英雄用剑刺死恶龙，然后坐在尸身上看着闪烁的珠宝。

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屠龙的少年变成了恶龙。

这个故事还有诸多变种，但每每读来，总令人无限唏嘘。

曾经，朱元璋是屠龙的少年，如今，李自成也是屠龙的少年。

但最终，他们无一例外都变成了恶龙。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