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镜面中的现实关照

从黄建新《黑炮事件》看80年代文化现实与知识分子境遇

一. 八十年代，“文革”后崛起的第五代导演对历史的个人化重写，如《红高粱》、《霸王别姬》、《孩子王》，纷纷以寓言化倾向呈现了他们眼中对特殊时期历史与民族困境之思考；而1986年由黄建新指导的《黑炮事件》则与盛行的理想主义氛围和宏伟视角有所不同，它以多内景、小聚焦、色彩浓重却冷静荒诞甚至错愕的现实批判意义，显得独树一帜、矛头尖锐，以喜剧外衣书写80年代知识分子本身的困境与悲剧，也给大家长式残存的文革话语以冷嘲。

影片改编自张贤亮小说《浪漫的黑炮》，讲述了矿场科技工人赵书信给一起下棋的朋友发电报找“黑炮”，而被上级调离职位调查，党委拒绝让他为德国派来辅助安装WD机器的科技公司负责人汉斯做技术翻译，取而代之的旅游翻译冯良才专业性不足，导致安装故障，工厂损失百万。最终被党委领导责怪的赵书信却只无奈、说自己“再也不下棋了”。

关于《黑炮事件》，“赵书信之性格”引发社会讨论，笔者更从党委及工厂、“家长”及知识分子等诸多人物对立中见到市场经济受到意识形态权力制约时，所有人的不安。导演巧妙地在这件事件中安插了许多80年代中后期社会文化图谱，让影片极具现实感与话题性。后现代的画面色彩“对冲”、布局的风格化、倒叙而多视点的叙事手法等等，都赋予了电影艺术上的强烈先锋性，使得欣赏影片更如置身装置艺术博览会中，视觉隐喻建立了尤为鲜明的场域。 《黑炮事件》与文化、社会及个人的联系获得大众共鸣的同时，也奠定着导演黄建新的独特风格与鲜明立场。本文将从美学特征、人物形象与权力结构、社会现实等方面，结合渗透其中的联想与比较，来解读令人“笑得苦涩”的《黑炮事件》。

二. 解构现实：表现美学及黑色幽默

《黑炮事件》的重要特色，便是多以表现主义手法实现黑色幽默之效。

艺术上，表现主义是直接表现内心情感而忽略现实外设，注重现实的扭曲，表达一种恐惧甚至罪恶。无论是卡夫卡充满异化的小说还是康定斯基以运动中的大色块点染而成的抽象绘画，一种以“现代”进程作为背景的内心外射从情绪化、充满节奏与冲突的神秘创作中产生。它与精神分析联系紧密，同时能提供社会现实、人心对社会现实的反应与解构。

《大英百科全书》对“黑色幽默”的解释是：“一种绝望的幽默,力图引出人们的笑声,作为人类对生活中明显的无意义和荒谬的一种反响。”其中饱含创作者对滑稽的现实之嘲讽。这一概念首先在二战后兴起于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经过译介进入中国，《黑炮事件》以荒诞戏谑来嘲弄真实的手法，则与当时早期八十年代整体风格迥异。 （一）黑 首先的反讽在影片开头：黑色夜空，一道闪电中，赵书信匆忙跑进邮局，遇到两个壮汉，又匆匆鼠窜离开。雷电雨夜，暗色调，猛然的撞见，这是一个颇具“十七年”（1949-1966）反特片意味的片段，让人联想到米家山的反特惊悚片《圣保罗医院之谜》中在闪电中令人发指的阁楼人形。这大概是一种反讽，赵书信形象的胆小谦让，稍后将面临的冷峻现实后果，都被一一预设，悬疑式的开头何其黑色幽默。

红 红色加橙色的色块配置，在马克·罗斯科经典的的色域绘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画带给人进入潜意识的沉浸体验，具有压抑、恐怖、深邃的性质。影片中，持续了长达三分钟的《阿里巴巴》表演，无疑是通过殷红、晃动的灯光色调，给人表现主义的眩晕、烦躁感：舞台上，舞女以各种舞姿配合热情放歌的歌手，镜头从不同角度切过来，反应镜头时刻展示观众被舞台吸引、与之互动的狂欢场景；更值得注意的是舞台背景是一个漩涡结构、不断嵌套的黑白长方形几何图案，给人被推向深渊的错觉，此种线条的是现代绘画中取消“平面性”的表达法。耸动暴露的舞女与观众“窥视”之眼相映成趣，这种前卫、奔放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而逐渐进入，给国人新鲜与亢奋，而红色象征党政、“文革”时期的极“左”经验。

黄建新将其形容成“危机暗示”，提示了我们“表现”的实质内核：“阿里巴巴”打开了四十大盗的宝藏，却时刻提心吊胆着他们的归来；这便与谢晋“文革反思三部曲”等直截了当的“举证”叙述有所区别，而是以其渗透在环境中的的风格来表现。

同时，我不禁觉得，“阿里巴巴”舞台场景与米家山在1988年所拍《顽主》中的T台时装秀形成一种“同构”，在那个魔幻现实场景中，京剧角色、满清遗老、五四青年、解放军、国民党军官、红卫兵、模特、健美人士等各种文化元素、身份主体被并置，而滑稽地和谐而进入狂欢共舞，成为观众消费对象的同时，提示出：他们立场的对立本身有其喜剧性在，而八十年代当下的青年正进入新潮与自由，甚至抹除了阶级对立的意识——与之相对、可笑的是，《黑炮事件》中周玉珍、武克功等代表着文革时期斗争话语残留的大家长们却依然固执地以当年的视角来曲解知识分子，生怕任何“右派”被遗漏。

当然，影片这种红色的提示在多处显现：红色电话、红色小轿车、李任重房间红色灯光、饭店的红色布景等等，同样具有焦躁不安的情绪暗示作用。

白 另一颇具意味而且经典的便是几次开会的长镜头。纯白大会议室，白色墙壁、桌布、纯净水、党委们白色衬衫，诸多布置凸显了“白”：无瑕疵、严肃、庄重、乏味、紧张；另有会议室尽头一面充满镜头的大钟瞩目，显得逼仄；唯有人们的头发、钟表指针盘是黑色，黑白构成单调与对冲。这样后现代的场景不存在于真实的八十年代的政府会议室中，却以其“科幻”的风格化装置效果提供了有张力的提示与反讽：主持者冠冕堂皇、无效率的党委会议，并不能解决问题还人公正。

“会议”话语在黄建新另一部以“赵书信”为主角的“科幻”片《错位》中出现，这时的赵书信已从被权力控制者转为了权利的共享者，无法忍受过多很对无聊的会议，制造出可供自己剥削的机器人代替自己开会，最终影片却揭示了这一机器人身上有着异化的人已丧失的人性，可谓是对《黑炮事件》的呼应承接。对党政会议的讽刺，由长镜头的时间效果、镜头摆放的广角平视、色调的纯白紧张，而凸显出来。剧情上也确实是，这些会议留给渴望帮助赵书信的经理人李任重万般无奈。

特写与蒙太奇 一些特写或者蒙太奇或反应镜头有着反讽效果。在众人围坐、发现WD安装失误的房间，作为反应镜头，镜头不断地切换到吹动的电风扇特写，在闷热、焦虑的人群中显出烦人的滑稽感。又或是会议室的烟灰缸、无聊时的绘画、摆放成六角形的火柴等物件特写，直指无人用心开会。煤矿厂大型机器的运作，呈现中国工业化的现状，更多提示了人与机器的对比与关系，暗示“国家机器”与人在其中的无妄之灾；而阳光下，人与机器的影子同构也是巧妙的。另有多处的车流外景，以及结尾处连续出现的十二个不同角度方位的落日镜头，给人时间的尺度感，以及城市的声声不息，但是这些格外匆忙或者宁静的事物中，暗色的橙黄同样提供着与赵工命运相似的哀伤。

这些镜头普遍是通过特写及跳切完成的，屏幕闪烁的瞬间如读图式地给予我们各类的信息；对话中，人物反应镜头的来回跳切将也以他们五官生动的表演将党委层面、工厂管理者层面、工人层面与知识分子层面的矛盾与个性呈现开来。

象征隐喻 当然，在黑色幽默的对面，影片也穿插着一些救赎现实的温馨，是有其特点的。一些场景中的群演角色，用某种人或物品传递情绪，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孩子。赵书信女友刘玉梅与女儿在温暖的房间为他包饺子；李任重、赵书信花园见面时，玩皮球的孩子们作为背景形成反差，皮球滚到了李任重脚边，被他弹回去；赵书信在得知自己被“黑炮”事件误解后，悲伤地走进教堂，站在门口，小女孩吃着棒棒糖对赵书信微笑，赵书信也对她温暖笑笑；影片最后玩多米诺骨牌的孩子对赵书信做了鬼脸，又笑了出来。“孩子”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着脱离社会话语、纯洁无辜而又颇具“善意”的角色，就像是一个个隐形的天使，在有些糟糕的境遇下回他以信任。而赵书信本人，是一个有些麻木却善良的老好人，受到哄骗与不公却将就，笑了出来；赵工的笑与孩子的笑皆是出于人类微笑的本性，但相异之处却在于赵工提供的笑中带泪，这是有价值的悲喜剧特征。

影片最后的场景很具有象征意味：小男孩们在草地上摆放砖块，多米诺骨牌倒下的场景，既像是这一层一层的误会逐渐压垮了被蒙在鼓里的赵书信、导致了WD安装不顺；又像是通过孩童们无知的游戏，与现实中蒙受苦难的知识分子产生反讽对立。最后赵书信把糖给了孩子，离开多米诺牌阵，在此处，青青草地黄昏天空，脱离了人造的表现美学，唯有砖块的摆放是有人为意义的，而前面的紧张感也被淡去，可以说是一个温和、有给人些许难过的朴实收束，非常自然。

倒叙手法 影片叙事中的倒叙，穿插着不同视点的回忆：汉斯与赵书信初次合作视点、汉斯第二次来中国与冯良才合作视点，同时以李任重最后在打字机前叙述故事的视点结合他客观却内容讽刺的画外音作为主线，徐徐展开。这种逻辑顺序的叙事手法帮助故事展开地更具戏剧效果，因果并不凌乱，结构严谨。 《黑炮事件》电影整体，可谓是荒诞中的现代装置艺术与自然人情的融洽结合，表现与再现、陌生化与通感化在不同的场景提供了相应的效果。在需要表意时解构了现实，同时突出了现实的荒谬可悲。 三. 苦涩的笑：80年代知识分子之形象、“乖离感”与命运

影片中赵书信的形象是鲜明的。种种大型工厂场景给人以陌生的疏离，体现赵工成为了在高大机器、煤矿堆中拼命认真工作的“零件”，然而却并不受到组织的信任，赵工检查零件的镜头与其命运让人感到惋惜。对外，赵书信在汉斯面前，自信、稳重、智慧，在发现与国家利益相关时，坚定而厉声地要求对方承认错误；但黑炮事件整个过程中，对内，我们听不见他对组织行为的任何反抗之声或不满，他被调离职位却依然热心负责地理解组织安排，他将领导送给自己烟和糖认为是党对自己的认可与关怀，他甚至在结尾不该负责却受到训斥时只无奈地说自己以后不再下棋，在结尾留下了苦涩的笑。我们从中见到八十年代，受到意识形态规约的、逆来顺受、懦弱谦逊的知识分子形象。

我认为主角赵书信对黑炮事件的感受应当是村上春树笔下的“乖离感”——没有能力将不合常规的事物合理化，而产生的一种奇怪感觉。一颗关于棋子的电报，竟然被提心吊胆的“冷战思维”怀疑、调查到如此地步，这对于观者带来了戏剧中的惶恐，对于主角本人带来的是信任危机与对自身的无力。电影将这种错位的“乖离感”呈现于大众，试图以这种感觉揭示、反省知识分子悖谬的命运与性格：他既非“右派”，又无别的什么辫子，生活的环境也已是知识分子开始真正成为时代精英的历史新时期。 却在市场经济的体系中，失去了技术与知识带给他的话语权，反而受制于权力、意识形态的规训。

这一系列乌龙事件的表征下，隐藏着是“文明与愚昧”和“权力结构”的反思：以周玉梅为代表的老一派党政干部不懂技术，却保留着文革斗争时的一套顽固话语，甚至以身份占据着“不讲道理”的控制地位；而以李任重为代表的开明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有理解与认同感，怀有正义与理智，却身为经理而没有实质权力越过党委做决定；于是，夹在中间的赵书信彻底失去了被拯救的机会。这也是中国现实对“知识即权力”这一西方话语的悖谬。

影片以此达到反讽：掌握新鲜知识者却不具备引导顽固话语反思、改正的能力。这让我联想到1986年杨延晋执导的电影《T省的八四、八五年》中显示的党大还是法大之争，影片中厂长程戈到法院状告党委以权代法，在多方纠结后虽然胜诉，却在回到厂内后被党委免职，这其中党委组织的权力与《黑炮事件》中呈现了相似的压制性，也强调“健全法制”对党和国家刻不容缓。

影片对知识分子命运反思所呼吁的思路，正如惦棐老师所说，我们需要关注当代文化思想背景中自1978年的三大命题：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发端；二、“人的重新发现”和“人的本质”的深人探讨；三、对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的宏观反思。

十年“历史倒退”之后，邓小平在拨乱反正时提出的“实事求是”原则，这才指引人们关注知识分子受到戕害的境遇。而影片中赵书信对内的唯唯诺诺正揭示了：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政治上“被批判”后，纷纷地接受并认同了这一悖谬的逻辑，而产生了“认同的混乱”；同时，延续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儒家思想使得其虽然对外展现英雄爱国的品格与勇力，却对内仍旧保持着“惊人”的奴性。 于是，作者对这种畸形而生的文化心态开启了重新启蒙的呐喊，要求他们的主体性被认同，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自己身上恢复、醒悟。这便是我眼中《黑炮事件》最重要的社会意义。 四. 黄建新：“忠实的时代之子”

黄建新与第五代导演整体性的对于文革时期的经典化反思叙事风格相异，就如戴锦华所说：黄建新似乎亦不善于营造历史的寓言，或民族的神话。他始终是他所观照的都市人中的一个，他不能、也不愿漫不经心旁观着街市上的人流。 于是，我们从黄建新掺杂幽默痛楚的特殊关照与不断带来的“震惊体验”中，勾勒出外表与众生“间离”、却实则是充分内省后的现实主义。 他在作品中观察着城市的形成，尤其是在黑炮事件中突出的，将工业现代都市的造型作为戏剧性情节的前景——这体现正在人们在大机车周围的全景谈话、赵工在煤堆上丢下棋子、车间机器的轰鸣和经过人们面前的大卡车——这些大量的缺乏人在场的空镜头，留给我们“情节部的缩小与情绪部的延伸”而将影片真正的戏剧性建立在现代都市空间与“村落”式人际关系群落的不谐与冲突之上。 在当时，他的作品被人们着眼于“现实主义”荒诞，却忽略了其实这就是荒诞的现实；于是，八十年代后期追随“黑炮”而来的一系列“荒诞”电影很少有接近《黑炮事件》的高度。

黄建新着眼于“当下”的社会症候，而第五代如张艺谋、陈凯歌普遍着眼于“重写历史”与“寻根”。无论是《黑炮事件》里赵书信的不被信任，还是《错位》中赵书信成为政治精英却作为“权力的轮子”的恐惧感，或是八八年《轮回》中对商业大潮的迷茫与困境，九十年代《背靠背脸对脸》中难实现的副馆长“转正”，都展现了现代社会空间里人们置身于变革中的幻觉与现实劣性，他的社会批判立场使他直接地参与了社会现代化实践。既不是《孩子王》中回到文革时期支教的场景，也不是《人·鬼·情》对文革时期的掠过与失语，黄建新始终将人沉浸于当下历史的体验中，充分体现体制与人的紧张关系，并以鲜明幽默的风格下了一剂猛药。 五. 结语 所谓荒诞镜面中的现实关照，从《黑炮事件》的美学风格与情节、再到黄建新本人独树一帜的电影态度便可得出。黄建新电影表现的、黑色的荒诞剧甚至科幻之“镜”，折射出的却是症候性社会现实与知识分子命运，引起特殊的悲慨。

作者：李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