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势：一个模特与她的祭典

“苏菲是个好名字”，她叛逆的朋友珍告诉她，“代表着智慧。”查一下，它还象征美丽大方、端庄秀丽、温柔可爱。苏菲是个文盲，她不识字，也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不过她的气质与她的名字完全吻合。她是她名字的模特。电影开场的时候，苏菲与即将成为她的雇主的前名模在餐厅碰头，如果电影是消声的，观众就无法对她们二人进行身份区分。实际上苏菲的风度更加气派典雅，她的面孔像雕像一样冰冷，令人难以猜测，是一张完美的面具。她带着行李下了火车，在前来接她的女主人的轿车上，在奔赴那个任用她为女佣的中产阶级家庭的路上，她一度还保留着这种可以与女主人平起平坐的风度，很快，女主人有意地打破这种了平等，“苏菲，你能不能帮忙看看那里面，应该还有香烟。那包皇家，谢谢。”

这时，电影没有给出苏菲的表情，而是同时拍摄了香烟和伸向香烟的一只戴手套的手，等车抵达目的地——她工作的地方，也就是干家务的地方，手套就帮不了她了。等女主人把工作事项介绍完毕，她已经找到一个令人喜欢的女佣的姿势。

“我6点回来，如果有人打电话找我或者你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到画廊”女主人临出门前这样交待时，她已经双手交叉在身前得体地侍立了。这方面她同样在行，也就是对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的规范性景观了然于心，像机器人那样符合标准，配合主人制造的“不专制”氛围，体现出不过分、不超出限度的自尊、高雅、体面。所有这一切，都在不成文的工作合同中，这种残忍要求下的素质远远超出了一个巴黎名模在T台上所需要的素质（然而，社会分配给她们的收入却和模特的收入不成比例）。找女佣是件麻烦事儿，这家人不想再换来换去，因为扮演女佣对人来说同样是项高难度工作。达不到标准素质，招人嫌弃；达到标准素质，则迟早会对主人形成冒犯、对自身形成压抑。没有人能永远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完美的平衡。除非是君主政体下的高级执事。尽管他们并不给她与高级执事相应的酬劳和待遇，但他们就是这样要求她的：“她厨艺不错，但看来得教教她如何上菜了。”

没必要再继续分析后面的情节了，富人会破坏穷人为自己创造的所有可以最低限度地保持一个“自我”的姿势。尽管她只是一个女佣，也做到了得体，他们还要用电视、学开车、递交文件等事情让她显得是个与中产阶级风貌和生活习惯匹配的女佣。

就出卖劳动力方面来说，她并不吝惜，比起出门放松和游玩，她更“喜欢烫衣服”，她不计较洗脏床单，她甚至更喜欢用手洗餐具而不用洗碗机，喜欢步行去购物而不是开车。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把“矛盾的升级”归于单纯的劳动力剥削，或以此为前提的阶级矛盾，甚至仇富心理。实际上，中产阶级对她的压迫是不断地剥夺她的姿势。女主人被设定为一个模特、一个画廊开办者，不可谓没有深意；相对应的，那个煽动苏菲杀人的朋友珍，即第二女主角，是一个曾经落选的女模特，她与雇佣苏菲的女主人早就相识，当前，她们一个是潦倒的邮局工作人员，一个是富人阶层的贵夫人，两人的矛盾同样是模特之间的矛盾。劳动力市场借助等价交换和道德压力——不劳者不获，制造了一大批由有钱人任意揉捏的失格者。剥削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剥削到达了只给这种不能再被叫做人的失格者她们双脚所站立的那么一丁点面积的程度，在在巴掌大的面积上，她们的身形也即将粉碎。

不劳者不获——这似乎是一种自然法，但它并不是。绘画和雕塑中的人可以“自然”地证明这一点。那不是一些该去死的人物；如果他们明天也继续活着，那也不是因为他们光荣地劳动了个够。

所以，什么是冷酷祭奠呢？姿势、绘画和雕塑造反了！神圣者造反了！祭献吧，向神祭献吧！这正是女佣-苏菲的命运，她像个神一样前来诛灭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个识字的，从而阅读的，从而拥有一间代表社会地位的豪华书房的家庭，一个爱好莫扎特的音乐的家庭。

“（福柯说）我小时候做过一个噩梦，这梦至今还在纠缠着我。我佯装着读它，可我知道我在编造它。接着，这课文突然完全模糊了，我什么也读不出来或编不出来了。”(《福柯的生死爱欲》) ——有段时期法国思想界也被“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文本”的观念引诱。 电影中苏菲不是在做梦，她是真的不能读写；但其他人是真正不懂文本，并且从来没有凝视过、考虑过、注意到过那一作为文本的世界，那个动态的世界，尽管人们都持这一观念。如果人们看到了世界-文本，也就看到了苏菲及其无辜（ 她的行为在她的无知中，但她的名字和智慧有关。 ）——她/世界-文本，推移，但并不读写，甚至并不读写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