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的代价

    看片那晚，正好住处隔壁的体育学院开运动会，从九点半到十点，放了半个小时的礼花。天空被燃烧得火红一片，噼里啪啦的声响好像鞭炮厂出了事故。

    当时我的电脑屏幕上也是烟火盛放，不过那是黑白色的烟火，燃放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纽伦堡。他们在庆祝的是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周”。

    事过境迁，尽管碟片包装上耸人听闻地夸张着此电影的“毒性”，也只能算是一种贩卖伎俩了。影片中的阅兵式、团体操游行，也许只有在朝鲜才能经常看到。当年的纳粹在三九年战争打响前每年都要来上这么一次。给人的最深感受就是：希特勒的体力真不错。要知道那一站就是四个钟头，连续六天白天阅兵晚上游行，或者白天游行晚上狂欢，元首一场都不能拉下，还时不时得来段个把钟头的演讲。比今天的竞选季节还疲劳。其实，这是一种古典的美学战术：一场庆祝活动若能比上千次飞行演说更蛊惑人心，消耗的人力物力也就不用精打细算了。那些年德国经济不怎么样，搞“旗帜海洋”所用的巨量布料，对纺织工业的复苏还是有点作用的吧？

    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诸位巨头，今天看起来就是一次战犯的集体亮相。我把评论音轨打开，听着历史学家一一介绍这些或大腹便便，或满脸横肉的党魁。有的是退伍兵，有的是农夫。德国的政权好像还真是落在无产阶级手里了。这些人后来如果没有在内部斗争中送命，就一定加入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所说的，柏林国会地下指挥部里的那个疯人院。这个疯人院里也有博士，历史文学博士，宣传部长戈倍尔。比起耶路撒冷的艾克曼，这个“阴险的人”其实更值得玩味。为了与这些朴实的粗汉为伍，在柏林陷落时，他毒死自己的六个孩子，然后自尽。

    阿伦特用理论追问的问题，莱芬斯塔尔的影像已经给出了最初的回答。在开场不久，镜头投向“希特勒青年团”驻扎的营地。一片片白色的帐篷，看上去是童子军的夏令营。早起的少年们满面笑容，洗漱嬉戏，拿着饭盒去打饭，进行体育锻炼。当他们的元首检阅他们时，一张张天真然而热诚得令人惊心的脸，以大特写的形式跃进画面。

    他们当时是10到17岁之间，五年以后，以他们的年龄，将成为二战的主力军。今天已经没人可以统计，他们中有多少死去，多少幸存。在那些欢乐的笑脸中，哪些在日后成为犹太人面前狰狞的恶魔，哪些成为集中营里冷酷残忍的嘴脸，哪些将如艾克曼般木然地站在法庭上，哪些在战壕中神经失常，在俘虏营中悄悄死于饥寒。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无数党卫军、士兵、盖世太保，或凶狠或愚蠢的反派们，都是他们的缩影。只不过那些是演员，而他们，现在就在这里，以活生生的、尚未成为魔鬼之前的形态。而将这些阳光般的笑脸变成魔兽的，恰恰正是给他们带来这般欢乐的东西。对某种理念的相信，对某个人的崇拜，对某种灌输式教育的接受。原来喜剧和悲剧，不过是一件事物的两个名字。我宁可相信这部片子的敏感度，并非什么宣传和蛊惑的毒性，而是来自于一个可怕的常识：邪恶原来无所不在，在驯顺中，也在幸福中。这也等于说，对于当年发生的一切，整个民族都不无辜，难逃其咎。

    德意志，为了找到它胜利的意志，付出的不仅仅是生命和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