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与乌托邦

“看啊，这个美丽的世界”，这原本是《暴风雪》里莎士比亚式的慨叹，是年轻的米兰达初见英俊的菲迪南之时发出的由衷赞美，是文艺复兴之时对于人之礼赞，抑或是主体精神与审美意识觉醒之后对山水的发现，是山水诗的蓬勃兴盛，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欣悦豪迈——然而，当Jovan随着父亲Blacky，生平第一次离开那黑暗闭塞的地窖而至人间之时，这个年轻的孩子发出的那一声天真的赞叹，却令人心中发堵。库氏的电影里果然从来都不会缺乏幽默，甚至是极度夸张的幽默，然而穿透这狂欢节一般肆无忌惮的朗朗笑声，呈现于眼前的，却是那灾难深重的土地之上浓得化不开的沉重哀伤。

Blacky、Marko和Natalia，三个人曾多次唱同一首歌“you see the sun in the midnight，the moon in the noon”，而Jovan兴奋地指着星空中那一轮皎洁，惊喜地叫道“看啊，多美的太阳”——这样的时刻，“午夜阳光”竟有了一个确切的所指，如此幽默，却又如此五味杂陈，如此满含辛酸。

这个似乎完全没有继承到父亲般悍勇的孩子，他与有着自杀情结的Ivan和Natalia弱智的弟弟一样，同样是这片土地上残缺的象征。他们不似三个主人公，没有那样蛮横强悍的生命力，他们似乎生而残缺，精神上或生物学意义上，以及更重要的，是文化和民族心理上的残缺。Jovan指着明月的手，让我想起《雾中风景》里那一只残损的手掌，想起戴望舒笔下凄厉的句子——尽管这个孩子，他的脸上始终挂着所有的傻孩子所共有的甜美笑容，如爱弥尔，如捞渣，如傻根。而这样的甜美，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在这美丽新世界中猝然夭亡。

他是这片残损的土地上生而残缺的孩子，一个天生丧母的孩子。他的出生便伴随着死亡：母亲的死亡、以及与他的生命同步的烽烟战火之中这片国土历经的生死血光。这样的Jovan只能暂且存活于阴暗的地下，只能在那里依仗着强大的父亲的庇佑，拥有他甜美的笑容，拥有他年轻的新娘。然而他终于与父亲一同“浮出历史地表”，终于在清澈的水波之上惊见这世界的辽阔与美丽，终于发出了那样一句真诚而又如此天真的赞美，却又终于很快葬身水底，连悲鸣都不曾发出，连阴谋都未曾来得及发现。也许他像《白轮船》里那个孤独的孩子，也化成了一条鱼。他美丽的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游过他的面前，她像《百年孤独》中有着诡异预感的女子一样，含着泪水纵身跳入井底，水中一袭白纱的她美丽得宛若一条洁白的鱼，宛若唱着歌曲渐渐沉没的奥菲利亚……

与这两个纯粹的“新人”不同，Ivan是一个年老的孩子，他早已经见过这个世界，却从一开始就格格不入。年轻的他一次次地自杀未遂，只有逃避在动物园中才能感受到温暖与喜悦，年老的他头发斑白而目光呆滞，蜷缩在树上如同他心爱的猩猩Soni。听了医生对哥哥的控诉之后，不堪忍受的他掀开井盖，无法自抑地重新钻到地下，企图重新回归那个记忆中的乌托邦，却只看见了拥挤的车厢里匆匆赶往意大利的人群。于是再一次回到世界之上，再一次见证了更大的谎言与不堪。对待欺骗了他的哥哥，这个一向孱弱的孩子身上竟然迸发出了那样强烈的恨与暴虐，而最终，最后一次，已经两鬓斑白的孩子终于成功地将自己悬挂在了屋梁之上。

片头那个自豪地望着意气风发的哥哥、眼睛晶亮的Ivan，他的生命却是破裂得最为彻底的碎片，他是比Jovan更大的残缺者。选择这样一个人来完成对“手足相残”的隐喻，选择让Ivan躁狂的抽打逼出Marko的那一句“只有当兄弟之间开始相互杀戮之时，战争才真正成为战争”——库氏何其残忍。惟其如此，在那个幻想的结局之中，这个孩子以旁观者的身份娓娓道来，微笑着面向观众，微笑着让孩子们记住“从前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惟其如此，这最后的陈述才终于让我泪流满面。

与其说Natalia是这片土地的象征，因为她美丽迷人，却又任人欺凌，甚至不无欣悦地委身于德国军官（正如同这片土地也曾经在征服者的铁蹄之下心悦诚服），我倒以为不必如此局限，不如认为电影中的人物都是对南斯拉夫的某种指涉。在主角之外，在对兄弟相残、民族内战的控诉之外，在对革命和战争的大肆嘲讽之外，在种种纵情狂欢的笑声之外，这些脆弱的孩子一一夭亡于美丽新世界的空气之中，他们是谎言的牺牲品，却也是地下那个乌托邦的孩子。那因谎言而成就的乌托邦，那浸透了欺骗、背叛和侮辱的乌托邦，那可笑而充满魔幻色彩的地下乌托邦，却成了这些无母之子、无兄之弟唯一不无荒谬的归属。只是库氏的激进与矛盾，毋宁说是这片土地上冲突的激烈与矛盾，让电影在众生喧哗的嘈杂笑闹之中，竟然给了这些孩子如此巨大的悲怆的同情，同时却又在影片的后半部，1992年，让一位喝着咖啡的医生慢悠悠地笑道“共产主义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地窖？”

这也是影片最具政治色彩的一个方面。也许他们曾经有过母亲，也许他们曾经有过兄长，正如Ivan曾经热情地爱着他的哥哥，Marko曾经热烈地向往着俄罗斯。在这个属于南斯拉夫的国家寓言之中，始终未曾离开过别的国家的影子：俄罗斯、德国、意大利……Marko、Blacky，Natalia，他们心心念念着俄罗斯的饭店，俄罗斯的剧院，俄罗斯的辉煌与荣光；Blacky莽撞地冲上歌剧舞台，枪击德国军官Franz，得意洋洋地宣称他才是Natalia的丈夫，他才是Natalia之子的父亲；Natalia转身却又投入Franz的怀抱，目光居然同样情深；铁托死了，为德国人工作的医生喝着咖啡笑谈“共产主义便是一个巨大的地窖”；不堪忍受真相的Ivan钻进下水管道，企图重新回到那个“众志成城、全民造兵器打倒德国帝国主义”的乌托邦，却发现这一次的地下匆忙的人群，是急于奔向意大利的人们……

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冷战结束、后冷战时代到来之后，这片始终在“东”“西”之间飘移的脆弱国土，它告别了苏联，也告别了铁托，告别了米诺舍维其，也告别了南斯拉夫。正如同在另一部土耳其的电影《乌扎克》之中，主人公摄影师的梦想曾经是像塔可夫斯基一样拍摄电影，最终却留不住前妻移民加拿大，东与西的问题似乎一贯是缠绕在后冷战的时期的“次欧洲”区域国家的严酷问题。

20世纪是人类追寻乌托邦的历史性大溃败，是人类千百年来的乌托邦梦想惨受玷辱的大溃败，是批判与自由的旗帜从东方转移到了西方的转折期，是东与西的概念重新被定义和谱写的动荡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影片中的全部主人公，却居然都同样地如此格格不入。医生迫不及待地上了车，Ivan却无法理解意大利，他重新回到地面，吊死在了屋梁之上。投机分子Marko和Natalia这一次也不能再顺风顺水，终于被卑微地处死。而Blacky居然成为叱咤战场的将领，这一次真的成为了革命者——然而在影片不远的将来，在我们不远的过去，我们已经看见了米诺舍维其和萨达姆的影子……自由即奴役，强权即公理，在《南方人物周刊》居然以《恶人有恶报》来浅薄地庆祝萨达姆之死，居然喜悦万分地感谢世界警察除暴安良之时，后冷战时代语境中的笔者，感觉到了某种失语之痛……

从前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从前有一位母亲，叫做南斯拉夫，从前有一位兄长，叫做南斯拉夫，然而南斯拉夫却从影片的一开始便笼罩在战火之中，南斯拉夫却从一开始便被遗弃（如Jovan的母亲），被背叛（如Ivan），被践踏（如Natalia）……南斯拉夫也许是一位受辱的母亲，也许是一位隔江仍唱后庭花的歌女，也许是一位高大却卑微的兄长，也许是一个睁着天真眼睛的孩子……然而无论如何，只有Ivan在被告知“南斯拉夫已经不存在”之时，惟有他才能够放声痛哭。而对于年轻的Jovan，对于年轻的今人而言，南斯拉夫或许是一个生而未闻的空洞能指，从前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至今仍然矛盾深重、战事频频的那片土地，有多少孩子能够听Ivan诉说的这个毫不美好的故事？南斯拉夫从欧洲大陆之中漂移出去，脱离了俄罗斯，也脱离了意大利，只成为了一块在冰凉的大洋水中飘荡的浮板，那一群高歌欢笑的人竟然未曾有丝毫的察觉。我不禁心生怨念了，残忍的库斯图里卡，你最后塑造的，哪里是一派祥和？那分明是更刻骨的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