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疯狂年代的理想主义―――评《天国王朝》

自《角斗士》开始，好莱坞掀起了一股“史诗片”热潮。不过，随着宏伟的《荷马史诗》被演绎成明星帅哥的多角恋情(《特洛伊》)、世代传奇的英伦之王变成了一个无味的武夫(《亚瑟王》)、纵横四海的盖世英豪为同性之爱而神经质地喋喋不休(《亚历山大大帝》)......观众和评论界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史诗片，我们还能看到宏大的历史与传奇吗？

幸好，好莱坞还有一块金字招牌：莱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如果说有哪一位导演的作品堪称“部部精彩、几无次品”的话，斯科特算一个。《异形》、《银翼杀手》、《黑雨》、《陌路狂花》、《角斗士》、《沉默的羔羊3》、《黑鹰坠落》，还有就是这部重振史诗类型片的新作：《天国王朝（Kingdom of Heaven）》。

故事发生在1184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法兰克铁匠巴利安（奥兰多.布鲁姆饰），因为受失散多年的父亲召唤，也为了替自杀的妻子寻求救赎（在天主教教义中，自杀者是不能升入天堂的），来到了三教圣城――耶路撒冷。其间，父亲亡故，他承袭了爵位和封地，并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十字军政治的漩涡：当时，身染麻风病的耶路撒冷王鲍德温四世与阿拉伯的传奇英雄－－－“战神”萨拉丁维持着脆弱的和平，期望把耶路撒冷建成宗教共存、民族和谐的家园（多么崇高而难以实现的理想......），但是，以Lusignan（鲍德温四世的妹夫）和Reynald为首的好战势力却通过袭击穆斯林的方式不断挑起争端，很快，战争终于变得不可避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哈廷之战”。

据史料记载：十字军和耶路撒冷联军惨败，萨拉丁杀光了所有俘虏，天空中都是觅食的秃鹫，使得方圆数里看不到阳光，欧洲人的鲜血让岩石几十年内都是红色。获胜以后的穆斯林大军立即挥军直取已经失去防御能力的圣城耶路撒冷，欧洲人开始了大逃亡。这时，巴利安挺身而出，率领城中百姓抵御数十倍的敌人和战无不胜的萨拉丁，在挫败了穆斯林大军的屡次进攻之后，迫使萨拉丁签订了城下之盟，以让出圣城为代价，换取了城中几十万百姓的安全撤离和耶路撒冷城的完整。这就是著名的“耶路撒冷围城之战”。

（应该说明的是，电影中的情节框架是基本忠实于历史的，巴利安这个角色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哈廷之战和耶路撒冷围城也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其他的人物，如萨拉丁、鲍德温四世、Lusignan、Reynald以及耶路撒冷军统帅提伯利亚斯、巴利安的情人――鲍德温四世的妹妹希比拉等人也都是真实人物。）

在“后911时代”，推出这样一部以十字军东征、基督教－伊斯兰教冲突为主题的电影，无疑是需要勇气的。如此敏感的题材，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引起各界的争议与批评。梅尔•吉布森的《耶稣受难记》所引发的风波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忆犹新。还好，这次是莱德利•斯科特，这位被好莱坞誉为“十字军之王”的大师级导演再一次用他那不容置疑的艺术水准和对史诗电影的高超掌控能力为我们奉上了一道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这部电影传达给我们的，不是宗教间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不是征服与杀伐的道德评价，不是上帝选民与异教徒的贵贱之别，也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单向度诠释，而是颂扬了在宗教与民族纷争中始终高扬的一种理想主义―――以良知磨合争端、以“为民”为最高道义。

自“911”和“伊拉克战争”之后，“民族与宗教的冲突”成为舆论所关注的焦点。对伊斯兰世界的妖魔化逐渐成为一种大众的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讨伐”为主旨的“十字军东征”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布什就曾经在多次讲话中把当前美国在中东的武力介入称之为“新的十字军东征”。那么，斯科特是这样来诠释这段历史的呢？

在影片的开头，有一段篇首字幕：“欧洲军队占领耶路撒冷已经100余年......当时的欧洲，人民穷困、政治黑暗、人们奔向东方，或追求财富、或寻求救赎......”寥寥数语，点明了影片的基本态度：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并非是像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所宣扬的那样是为了“讨伐异教徒”的“神圣之战”，更多的原因，是为了侵略和掠夺。斯科特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更是直言不讳：“他们是想去洗劫耶路撒冷这个装满财宝的宫殿。”

中世纪的欧洲，是教士和骑士阶层统治的“黑暗时代”，这个阶层不仅垄断了政治、经济权力，还垄断了文化权力，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是文盲，连《圣经》也无法阅读。失地的农民成为领主阶层在经济关系和人身关系上的附庸。 而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则是几大文明相互交融、自由开放的国际大都市，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在这里和睦共存。可以想象，这个充满财富和文明的“东方”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欧洲人心目中一块待割的肥肉，这就有了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在斯科特的眼中，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不过，简单地挞伐某一方显然不是影片的主旨。在揭示了“十字军东征”的侵掠本质后，斯科特也没有忘记告诉我们：在这股横流之中，也不乏一些怀抱荣誉和信仰的高尚之士。如影片的主人公巴利安、巴利安之父艾贝林爵士、耶路撒冷军统帅提伯利亚斯、以及头戴银色面具的鲍德温四世，他们是忠贞的基督教徒，但是对于其他宗教的态度更为宽容、也更为明智，这些人是这个充满冲突的世界上的“开明人士”。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幕后策划战争的Lusignan和在第一线挑起争端的Reynald等人。

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矛盾冲突与当今的现实是何等相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熟悉的符号和信息： 原教旨主义与世界主义、极端派与温和派、保守派与自由派......
当看到Reynald率兵袭击穆斯林商队，挑起事端，破坏来之不易的脆弱和平，我们不难从“公共汽车爆炸”之类的电视新闻中找到21世纪的版本；
争端即起，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人，Lusignan与提伯利亚斯争论是否宣战，Lusignan振臂高呼“God Volition（神的旨意）！”群情激奋，热血沸腾，提伯利亚斯面对此起彼伏的“God Volition”声只有无奈地苦笑......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些和“God”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的“Volition”们是怎样一次次地煽动起民意、把一个民族推向激进主义的泥潭；

面对这些冲突和无奈，斯科特通过主人公巴利安之口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耶路撒冷如果是不是良知的国度，那它就什么也不是。”
―――“做事不可不问良知，不可推说权宜。”
―――“不可假借神意，胡作非为。”

在和平的机会被野心家们肆意破坏之后，巴利安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高贵素质：竭力维护和平，但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则挺身而出、决不退缩。他承担起了一个骑士应有的保家卫国的荣誉和责任。而此时，那些平日里高喊“耶稣大军不可战胜”的激进派人物们早已逃得不知去向。

萨拉丁的大军在众志成城的耶路撒冷城下屡攻不克，一筹莫展。此时，巴利安再次表现出了他的睿智和明达。在得到萨拉丁“不屠城”的承诺之后，他决定将耶路撒冷归还给穆斯林，为城中业已伤亡惨重的几十万百姓保全了性命，也避免了圣城被毁灭的命运，影片颂扬了这两位英雄之间的明智举动，也许只有这样，双方都能保持完整的尊严和责任。斯科特在这里是想告诉我们：在这片基督徒和穆斯林必须共同生存的土地上，“玉石俱焚”是最不堪的选择。对此，《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是“这是对中东和平可能性的一个梦想。”

影片中有一段对话堪称经典：城下谈判结束后，巴利安问萨拉丁：“耶路撒冷究竟有什么价值？”萨拉丁回答说：“Nothing”，走出几步之后，萨拉丁转过身来，双手竖起拇指，在胸前用力一挥：―――“Everything!”

不错，这座“三教圣地”、千年古城，承载了太多的沧桑与历史，今天仍然要不断地舔着伤口前行，在“我们要屠杀”和“世界是一家”的反复挣扎与较量中，它是“Nothing”还是“Everything”，全在于世人的抉择。对巴利安而言，耶路撒冷之旅是一次路途与心灵的远行，他寻找救赎，最终归于“四海一家”的理想主义。对纷争千年的宗教们而言，共存于神圣的、和谐的、和睦的“耶路撒冷”，也许这才是走向真正“天国王朝”的救赎之路。

Kingdom of Heaven，其实就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