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历史背影的《八百壮士》

cliclibaba变，变来变去的历史

七十年代前期，对台湾当局来说是一段风雨飘摇的岁月。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其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美国承诺和台湾当局“断交、废约、撤军”。 　　以这两件事为契机，新中国迎来了又一个建交高潮。仓皇之下，蒋经国做出了重用“台籍菁英”的决定，而这项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李登辉。 　　 　　《八百壮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马的，拍摄过程中得到了蒋经国的大力支持，其要借助“八百壮士”的“英雄史诗”提振民心士气，并强调“正统”的动机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影片的高潮是壮士们在四行仓库楼顶上护卫“G旗”的场面枪林弹雨中，国军士兵死不旋踵，用血肉之躯搭成一座人肉金字塔，阻挡日军射向“G旗”的子弹，苏州河对岸的民众举着小“G旗”高呼“中华MGXX!”，这两个场面以对切镜头的方式交替呈现，配以慷慨激昂的音乐，将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 　　 　　不出所料，《八百壮士》对淞沪会战中的国军做了无以复加的美化。 　　影片前半段展示的是淞沪会战的一个侧面。透过丁善玺的镜头，我们看到88师师长孙元良指挥若定，颇有大将风度，国军士兵则个个以一当十，勇冠三军，到最后不得不“转进”南京时，仍然从容不迫，谋定后动。 　　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还以为国军在这里打了一个大胜仗呢!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淞沪会战由于蒋介石的战略错误和拙劣指挥而失败，甚至到了败局无法挽回的时候，蒋仍出于面子考虑不肯安排有序后撤，结果出现了大溃退。 抗战期间曾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当时身在南京的李宗仁将军回忆了淞沪溃退的惨象 　　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军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敌人跟踪追击，不出数周，便自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 　　李宗仁认为，淞沪会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蒋介石 　　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全力血战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 　　 　　蒋介石的这一错误，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买办ZF"代理人，完全没有依靠自身力量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一切寄希望于英美拯救的心理。 《八百壮士》相当真实地展现了这一心理，这是影片的明显优点。 　　在《八百壮士》中，孙元良命令谢晋元留下来“打游击”的时候，向他强调这是因为“国联调查团”已经到了上海，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士气”。谢晋元对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毫无信心，认为这样一支几百人的小部队必然会被日军消灭，不如在紧邻英租界的四行仓库死守数日，“给国联调查团看看”，得到孙元良首肯。 　　就这样，《八百壮士》相当真实地向观众呈现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抗战”的窘境 在四行仓库楼顶升起的“G旗”是从英租界送过来的，在苏州河对岸观战助威的上海市民，是在英国“米字旗”的庇护下才敢于打出 “G旗”的；四行仓库之战，本来就是打给“国联调查团”看的，待到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发出了必死誓言之后，因为租界当局感觉继续打下去影响租界安全，于是就要求蒋介石下令停战，而蒋也就乖乖遵命下了停战令。 　　非常有意思，列强希望停战，但并不要求日军停止进攻，仅仅要求国军停止抵抗。以至于“八百壮士”后撤时，还要面对日军的火力封锁。 　　于是，“要你死，你一个也不能活，要你撤，你也一个也不能死”，谢晋元和壮士们含泪尽食前言，“快跑”通过苏州河上的新垃圾桥，撤进英租界…… 　　打与不打，打到什么时候，都要看列强的脸色，蒋介石的“抗战”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别扭和窝囊，我们也可以略窥一二了。 　　 　　尽管《八百壮士》意在美化国军，但还是一不小心暴露了国军对战争的粗疏与外行。 孙元良和谢晋元既然决定死守四行仓库，居然不事先在仓库内储备足够的粮食弹药和饮用水，结果战斗刚刚进行了两天就断水断粮，难以为继了。 　　“八百壮士”能够继续坚守两天，全靠苏州河对岸英军司令官的怜悯和恩赐，给他们送来几卡车的补给。而英军司令官之所以愿意开恩，又完全是看在青春逼人的女童子军杨慧敏的面子上。 就这样，壮士们的生与死，就全系于女童子军的一念芳心了。 　　另外，更不可思议的是，四行仓库之战，从军事上看已经毫无意义，之所以要打就是为了给“国联调查团”看的，但谢晋元居然不事先准备好最有象征意义的“G旗”，到了关键时刻手足无措，只好靠女童子军杨惠敏深夜冒险泅渡苏州河，临时从英租界送来一面“G旗”，成就了她本人的一段“美女英雄”神话。 　　后来，扮演杨惠敏的林青霞在她的《窗里窗外》一书中写到，半个世纪后她在上海，蓦然回首看见四行仓库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不由得一阵锥心之痛，泪眼迷离。 看来，林青霞也是入戏太深，早已换了人间，她还是心有不甘！ 　　 　　《八百壮士》无意中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真相，即在蒋介石片面抗战路线影响下，国民党的抗战组织动员工作极其糟糕，正在与日军作战的国军极其孤立。 　　上海是蒋介石发家的地方，也是他的政治基础江浙财团的大本营，是国民政府统治最稳固的区域。但就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在四行仓库里孤军奋战的“八百壮士”，居然没有得到任何有组织的支持。 　　如前所述，“八百壮士”得到的一点可怜补给，全靠女童子军杨惠敏的“面子”，还有一个提供帮助的是上海黑道大佬杜月笙，至于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国民政府的基层机构，连影子也没有。 　　这个应该是真没有，否则的话“主旋律教父”丁善玺一定会不吝渲染的。 　　在《八百壮士》中，愿意并且能够对国军进行支持的，都是地主、资本家。杨惠敏的父亲应是当地土豪，他来拖杨惠敏回家被拒绝，反而被杨惠敏的热情感动，于是随手捐出了二十袋白米;杨惠敏在童子军中的好朋友，为她仗义执言的张艾嘉，父亲则是上海一家面包厂的老板。 穷人的孩子如正在上海街头流浪的三毛，备不起童子军的漂亮制服，所以也失去了“爱国”的资格。 　　三十年代，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因此中国必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战而胜之，但蒋介石只会在庐山空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却决不肯让出丝毫利益，也不肯做扎实的组织工作，当然也就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 　　这是国军动不动就变成“孤军”的根本原因，而孤军是不可能战胜日寇的。 　　 　　《八百壮士》作为国民党的“主旋律”片，浮夸之处也比比皆是。 　　扮演杨惠敏好友的张艾嘉歇斯底里地哭吼杨父，壮士护旗时身中数弹仍然屹立不倒，以及三次被送走又三次在关键时刻回来并慷慨陈词的谢晋元夫人等，都令人忍俊不禁，屡屡出戏。 　　为了追求“壮烈”的效果，丁善玺不惜违反军事常识：让几位壮士身上绑满手榴弹从楼上跳下，正落在日军坦克上，与坦克同归于尽。这种作战方式令人费解，因为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直接将集束手榴弹从楼上抛下可以更有效地摧毁坦克，绑在身上反而影响作战效能。 　　不过，我个人觉得最精彩的桥段，还是在接到撤退命令之后，谢晋元对杨副团长那段突如其来的大段自我剖白。 　　由于这段剖白，影片前一个多小时塑造的那个英勇果敢，舍生忘死的英雄形象，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谢晋元变身为一个失意迷茫的潦倒中年。他坚持和九名重伤员一起留下(这也是国军异于其他军队奇怪传统，撤退时不是先救伤员，而是让伤员断后)掩护撤退，与其说是要尽忠报国，不如说像是要寻求自我解脱。 　　也许，这是1975年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孤岛上，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自我认同危机的真实心理折射? 　　 　　《八百壮士》是台湾“四大抗战片”(其他三部是《英烈千秋》、《梅花》和《笕桥英烈传》)之一，和其他台湾“抗战片”一样，也缺乏一个胜利的结局。 国军抗战影片的结局都是悲凉的、怅然的，这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这是国军抗战历史无法更改的“刚性结构”所决定的。 　　丁善玺努力想给《八百壮士》加装一个“光明的尾巴”，安排跑过新垃圾桥的谢晋元骑上一匹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战马，带着士气高昂，盔甲鲜明的队伍奔向远方，并对回首对谢夫人说，此行要“去南京，去全国的任何地方，为牺牲在上海的弟兄报仇！” 　　从最好的意义理解，这可以说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吧! 　　影片没有告诉观众，虽然《八百壮士》把租界英军塑造得慷慨友善(这也折射出蒋经国仍希望西方垂怜的隐秘心理)，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八百壮士”撤进英租界后，即被英军缴械并被限制自由。随后，他们做为“难民”被送至公共租界西部意大利防区的胶州路进行隔离，被关进了名副其实的孤军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并俘获了这些已经失去武器的士兵。他们分别被遣送至杭州、孝陵卫及光华门(南京)做苦役，还有一部分被拘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另外36名壮士被押至新几内亚作苦工。 　　影片也没有告诉观众，英勇无畏的谢团长也没有朝前走。1941年4月24日凌晨，谢晋元被堕落成汉奸的郝鼎诚等四名士兵(他们曾在四行仓库与谢晋元并肩作战)刺杀身亡。 “八百壮士”由壮士而“难民”，由难民而“俘虏”的奇幻经历，客观上宣告了蒋介石依赖英美抗战路线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