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沧东燃烧了吗？没有

《燃烧》2018

李沧东有能力将《燃烧》拍成一部杰作，一部也许像《奇遇》一样的伟大作品。但他放弃了，原因是多重的。

凭着曾经作为小说家的敏锐嗅觉，李沧东在《燃烧》中重现了村上春树原著小说《烧仓房》的语感和氛围，用的是影像的方式。

这不是改编，而是在重写。将故事移植到韩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中，问题也在于此。如果李沧东能完全专注于用影像来视觉化呈现村上用文字创造的东西，杰作必然诞生。

《烧仓房》的暧昧、神秘，可以直接搬入电影。安东尼奥尼的《奇遇》不正是这样一部电影吗？女主角中途莫名失踪，最终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当时观众无法理解这个奇特的“离题”构想，现在已是影史经典。

惠美的消失是如此，还有小说中所设定的哑剧、烧仓房等莫名举动，在村上笔下成了描摹青年存在状态的方式。这已经足够，《奇遇》除了对男女主角情感状态的描摹，其他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李沧东有一种强烈的社会意识，这或许是东方导演普遍具有的忧患意识（贾樟柯没有吗？）。但不能因此就指责他，他的电影向来如此。这种姿态会要求电影寻找一种社会意义，将观众引导到影像与现实间的关系上。

《燃烧》中加入的、原小说《烧仓房》中没有的一切，都是从这个角度被构想的。对人物阶级身份的设定，尤其是为男主角所安置的家庭背景：农村、母亲自小离开，不得志的父亲身陷官司，自己想写小说又找不到工作等等，都在指向一种意义。

因此，当电影结尾钟秀杀人并烧掉衣服，其实都在将观众往社会弊病上思考，人物为什么会作出这个举动？原因不正是他处身的阶级，所遭遇的情感困境，身上无处发泄的愤怒最终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原本神秘难解的体验状态，变成了直白的文本解释。我们可以说，李沧东的创造仍然是一种西方视野规训下的东方式创作，急不可待地想将东方世界中人的生存状况向西方世界“交代”。因而，自然不自然地就会出现站在旁观者角度出发观察的拔高意识。

如果李沧东能按部就班地将村上的小说转变为影像，《燃烧》定然呈现一种非常东方化的质感，摒弃了对任何社会意义的探寻，只有人单纯的存在姿态；即便最后很可能像一部日本电影。李沧东完全有能力做到如何还原村上小说的语感和氛围，我们在电影中已经看到了。

当李沧东开始为故事添枝加叶，为人物设定阶级身份，一切都转变为西方人观看的模式。《燃烧》最后给出的结局，对西方观众切实有效，需要这么来一下，从而让他们明白电影故弄玄虚这么久到底在讲什么。但也因此，李沧东降低了自己的艺术水准。

这或许就是李沧东个人的艺术姿态，他之前的电影也总要呈现强烈的现实意义。但也可能败现实所赐，比如他几部电影票房成绩都不佳，新电影又一直拉不到投资。拍不了电影对于任何一位想拍电影的导演，其影响都是巨大的。

他因此便换拍摄方式，让电影变得更加“平易近人”，更能为观众接受；即便说改编《烧仓房》这样一部表达虚无价值的小说本身已经算是勇敢之举。李沧东改变了钟秀这个人物的形象，钟秀从头至尾陷入的状态，他的迷惑、挫败，以及最后的爆发，都指向了西方式的叙述套路。

当然，李沧东还是聪明的，他有意将结尾的暴力引导为亦实亦虚都可能的解释。他是在发挥小说家的才能，电影对钟秀作为落寞小说家身份的设定，以及其中呈现钟秀坐在电脑前似在写作的状态，都将整部电影变成了一种对小说文本的视觉化呈现。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很可能不是电影里的那个世界真实发生的，而仅仅出现在钟秀的大脑里，他是在写小说，我们只是看到了他写的小说中出现的内容。这种叙述套路也不能算什么厉害的手法了，其实到处都能见到。（比如维吾尔电影《阿尔祖之夜》）

如果李沧东能剔除掉《烧仓房》没有、后来加上去的东西，《燃烧》或许会变成杰作。这些加上去的东西，反而阻碍了李沧东成为一位伟大的导演。他的视野仍然是狭小的，还在“讨好”各类观众：选片人，可以进入电影节竞赛；影评人，可以获得赞誉；普通观众，可以增加票房。

但结果很可能是失败的，即便电影获得了影评人们的超高赞誉（场刊历史最高3.8）——原因很简单，《燃烧》在完美的影像下能解读出诸多意义——但在主竞赛单元颗粒无收，在韩国公映后票房惨败。

这说明了，导演不应该去妥协。如果你真的有过人天分（当然没有天分的除外），就应该好好保护这个才能，让它彻底地发挥出来。而不是提前去考虑作品的社会意义、影评人的评判和观众的喜好之类外在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天才之为责任”吧。

安东尼奥尼的《奇遇》怎么看都是绝佳的例证，证明了一位伟大导演在坚持自己的创作后，结果不是世界改变了他，而是他改变了世界。李沧东曾经是否有过这个一个机会？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他以后都不会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