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体制的建立——国家权力一元独大（秦皇） 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第一次大变革，是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结束了自西周开始近八百年的封建制，中国由此进入国家权力一元独大的大一统时代，其历史意义是之后的改朝换代所无法比拟的。始皇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帝归根到底都是在秦的基本框架内，这套体制的开创者是秦始皇。 “停止战乱，一统天下”是《英雄》的核心观点，包含了中国人对“一统秩序”的迫切要求，为了免受战乱，我们可以忍受暴君的统治，即使遭受亡国之恨；为了秩序，必须忍受秦王这样“必要的恶”，忍受一个“利维坦”，这个利维坦指一个国家权力中心，在《英雄》里指一统体制。 “一统天下”在《英雄》里指一统体制，不是封建制，也不是世族门阀制，也不是共和制，而是皇权专制。
秦国在统一中国之后所建立的帝国将其自身的统治基础几乎完全奠定在以往军事冲突／竞争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一套严酷的治理技术之上（秦国建立了一个非常完备的科层制帝国，其中，皇帝本人则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国家与社会之间则缺乏契约性的关系，两者进行合作的基础并不存在。除了拥有强大的外观之外，在秦国统一中国之后固定下来的政治体制内在地便具有不稳定的性质。 秦朝速亡的关键原因：秦国在统一中国之后对它囊括天下的组织能力的有效性以及它在全民战争时期发展出来的一套严酷的统治手段过于自信。同时，由于有着在长期战争中逐渐练就而成的超乎强大的科层体制和军事力量，其他社会力量于是就失去了对帝国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力。结果，秦帝国从未建立起一套能够成为至少是国家与社会精英群体合作基础的统治性意识形态。
儒法政体——国家与社会（儒生）的合作（汉武） 中国既没有与国家抗衡的宗教势力，也没有独立于国家的商人阶级力量，这种社会状态大大削弱了社会契约和宪政思想在中国形成的可能性。同时，中国哲人所能依赖的知识与思想资源的局限性——即周朝的封建体制及宗法观念——也使他们在考虑如何应对不断上升的国家权力这个问题上所给出的答案，要么是将国家权力道德化（如儒家），要么是将其压缩到最小水平甚至于将其完全根除（如道家和墨家）。 儒家学说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视为家庭关系的扩展与延伸。该学说为社会现状提供了合理性，但也强调能够关爱民众、并为民众树立道德楷模的仁义之君的重要意义。
汉武帝所建立的是与秦帝国非常相似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两者之间唯一的关键性差异在于，秦帝国将其统治权力建立在纯粹的强制力量的基础之上，而汉武帝统治之下的汉帝国则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奠定于儒家学说以及国家政权与儒士之间的政治联盟之上。 通过将“天命”观念吸收进儒家学说，董仲舒的理论体系比先前的儒家学说能够更好地为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提供解释和说明。在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中，皇帝被神圣化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选任的儒士型科层官僚手中；儒士阶层是整个科层制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者，他们的辅助与配合是皇帝行使权威时必须借助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此外，原来的儒家学说倾向于将更具互惠平等性质的“五常”伦理（仁、义、礼、智、信）奉为调整和规范各种人际关系的指导原则，而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礼教强调的则是君主对臣下、父亲对子女、丈夫对妻妾的支配权力。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长幼有序、尊卑有等的社会秩序构想使儒家学说更容易引起统治者的共鸣。 董仲舒将天命观引入正统儒家体系后，儒法国家逐渐凝固为帝制国家的主要国家形式。意识形态上，儒家学说充任合法性基础；实践层面上，法家学说作为政治权术得到大用。国家政权进一步与儒士结盟，这一基本形态也虽有断续仍绵延不绝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史。 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为儒法国家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并限定了日后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在这种形态的国家中，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对立统一、军事权力受到约束、经济权力被边缘化。
秦皇，汉武为什么在历史上享有盛誉，是因为他们开辟了一统体制与儒法政体之先河。
儒法政体的人性观 每个人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善恶对立统一，这才是宇宙中的规律。这是道教善恶观的最好体现。 人一身而具“阴”“阳”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私欲是无法消灭的。
儒法价值观 儒家本质是血统论，等级有序，稳定第一； 法家本质是反血统，平民有上升渠道，效率优先。 儒家是基于血缘/家族小共同体出发衍生的伦理等级体系，家族利益优先于其他（亲亲相隐），依照亲疏等级序列，构建出关系圈子社会与庇护制。儒家重礼，礼的作用有四个：明身份，定亲疏，别内外，序尊卑。 法家则是基于国家大共同体考虑，打破血缘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垄断，将资源分配给平民，以提高国家动员力和活力，构建原子化社会。 儒家思想用以教化百姓，讲长幼尊卑，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用意是要天下众人真心诚意地臣服于天子一人之下。 其关键在于“教化”。 而法家思想则用于制度设计，保证秩序森严，管理有序，保证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其关键在于“法治”。 儒家，有“圣君”治天下，所以讲德，讲修为，因为天下之事咸决于君。但是如何保证天子圣明，没有办法。 而法家没有预设“君主一定圣明”。 法家和其他诸子百家的区别，在于法家非寄望于人，而是寄望于制度设计。其理论设计能保证即便是最昏庸的君主治国，只要有法家的框架在，也不至于天下大乱。
儒法政体的“超稳定结构” 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帝制中国（皇权官僚制——法家逻辑）的各个朝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免不了出现官僚体系膨胀、专制腐败、土地兼并、恶霸横行等“组织力量”的发展并最终导致王朝的垮台。权力逻辑发展的弊端很难克服。 但是，由于中国存在着儒生（清流）这样一个阶层，他们所持的儒家学说为建立新的国家结构起着理论指导作用。儒家学说与政治权力（官僚等级制）结合，形成合二为一的社会结构。后来的任何一位帝国统治者，不论是中土之汉家，还是入主之外族，总会出于统治稳定性的需要而将帝国儒学捧为统治意识形态并寻求取得儒士群体的合作。儒家思想对法家的治理逻辑构成了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功能，而儒生本身又是王朝重建的核心力量，所以帝制中国的新兴王朝总是旧日王朝的翻版。
帝制中国“系统”这种强大的“修复性机制”使得它在朝代更替中永远循环往复，即所谓的“超稳定结构”。
一统体制里的关系与个体 君臣、臣民、父子、夫妻，在每一种关系里，他们都是利益共同体（家），然而面对“国”这一更大的共同体，这些关系与感情都会被牺牲。帝王的所有野心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并服务于一个东西——国家机器。好皇帝就是无家，无友，无自己。
中国的举国体制，除了体制本身，所有人，包括上层都是可以牺牲的。详见《康熙王朝》。个人（包括皇帝）的情感，关系，欲望，爱好在强大的集体（国家）利益面前，没有存在价值。皇帝作为国家的代表，更天然应该是道德无私的楷模和臣民的表率。 “圣君”的代表人物：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控着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也都是卓越人物)意见。他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其成就，还因为它接近儒家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的理想，同时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儒法政体的衰落：皇权独大与阶层固化 到明朝时，整个政治体系已经非常完备，明朝的皇帝吸取了历代王朝灭亡的经验，罢黜了丞相的职位，规定了后宫和外戚的权力，牢牢把宦官把握在自己手中。可以说此时权臣、外戚和宦官所带来的威慑力已经荡然无存。因此研究明朝，本身就相当于在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成熟形态。从中可以更明朗地发现其先进的所在和固有的矛盾。
大明王朝1566，中国一统政治的中晚期，帝制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免不了出现官僚体系膨胀、专制腐败、土地兼并、恶霸横行等“组织力量”的发展并最终导致王朝的垮台。权力逻辑发展的弊端和私欲的体制化扩展加速了体制的崩溃。 权力逻辑发展的弊端和私欲的体制化扩展首先表现为皇权独大与皇权专政，官僚腐败，党争不止；其次表现为儒生群体丧失独立性，依附权力和儒生及儒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由地主阶层把持，成为地主阶层对抗皇权，维护自身利益的利器。 最后权力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一统体制的阴阳两面都变“公器”为“私用”，整个体系加速衰败。
皇权专政——上行下效，腐败之根 明朝被历史教科书定义为皇权极盛的朝代，相对于唐宋的君臣共治的儒法政体（国家与社会，君主与儒生合作），互相合作与相互制约的政治体系，朱元璋所创建的明王朝皇权进一步扩张，废中书省，六部对皇帝直接负责，由无论宦官还是文官，权力再大也不过是皇权的附庸。 皇权专政是对儒法政体的反叛，是对秦朝皇权专制的反祖。皇权官僚制拥有异乎强大的科层体制和军事力量，其他社会力量于是就失去了对帝国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力。最后导致皇帝的个人私利和官僚小集团利益凌驾于国家和百姓利益之上，皇家与官僚的私人利益优先于国家社稷的利益。 《1566》里刻画的是中国皇权专制下的政治文化生态与儒家政治哲学下的人性与道德。 《大明王朝1566》里，皇权专制下的政治生态是明线而儒家政治哲学是暗线，这与传统的明儒暗法的说法完全相反。 为什么呢？ 皇权专政：弱势的个人（人性）对强势的体制（政治）的抗争，嘉靖抗争胜利，实行皇权专政。 从嘉靖即位以来的大礼议，通过多年跟文官集团斗争，完全掌握权力，到后来多年玄修不上朝却牢牢把控着朝政，嘉靖本身就是权力中心，他时刻将权柄掌握在了手中。 新体制的建立本身，其实就与嘉靖顽强的私人意志有关，只有这样强势的皇帝才谋求绝对控制权，既然他在当政后就迅速改变游戏规则，也可见原有的制度并未能对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形成有效约束。这一点在中国史上屡屡如此，即便到了文革时代仍是如此。 嘉靖以一已之力反抗儒家传统对自己的道德与礼制要求，他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皇帝。他的后代万历皇帝也同样因为立储之事反抗过，但无疑在这一点上嘉靖更厉害更强势。这是个人反抗儒家礼教的胜利，这种强悍的个性与手段如果出现在一代明君身上，将是一个王朝中兴的开始，嘉靖初年也确实中兴过一段时间。 但因“大礼议”多年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使嘉靖帝也伤了心，他基本走到文官集团与儒家礼教的对立面，因此嘉靖皇帝所秉承的是帝王心术，是法道结合的君主专制统治+庇护制。 法无道则失本，道无法则不行。 1、道家思想。道家是法家的哲学基础，这是因为后世法家继承了道家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同时法家还将道提高到最高领袖所应达到的修养的高度。 2、法家思想。人皆趋利避害，人情论是法家政治哲学基础之一。 这部剧里，以嘉靖为中心轴的皇权官僚制可以大致分成三个派系，严党、清流和司礼监。这三大派系除了清流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他两派都是嘉靖皇权延伸的工具，清流不听话了，也用他们去对付清流，故而形成朝堂的党争格局。 把控朝纲四十年的嘉靖驭下有道：用严嵩敛财，对财政收支了如指掌；用司礼监批红，对军政大事知根知底；他用严嵩与“清流”斗争，让官僚集团内斗分化他们，以控制朝臣。无论是严嵩还是吕芳还是陈洪，甚至是海瑞，都只不过是为他“遮风挡雨”的奴才，对付异已者的“利剑”，大明王朝真正能够“呼风唤雨”的一直都只是他——嘉靖。他完全知道属下谁是长江”，谁是“黄河”，清浊善恶，在他看来并无不同，只是根据需要为已所利的工具；党争不休，只是他平衡驾驭属下的法门；官僚贪污，他睁眼闭眼；无论清流还是贪官，在他那里没有价值了，就抄家杀头；老百姓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财政困难，他仍坚持修建道观，对民生视而不见。 他对文官集团是以君权为中心，以“家天下”为中心，围绕一已之私的利用，他是彻底的孤家寡人，而不是君臣合作，同心同德的仁政之治，比如贞观之治。 嘉靖的这个“家天下”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明了“天下是君王的‘家天下’，‘国家为君王的私有财产’”。而正因为嘉靖帝“以国为家”，以一已之私而废国，导致国家党争不止，结党营私，朝纲败坏。 嘉靖以国家为私产，所有不认同这点的都被他清洗，留下的都是“顺臣”和“媳妇”，作为臣子的要忍受这种“恶”，甚至包庇这种恶，在为君者眼里“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 这个天下就成了皇权专制的天下，即使为上者出于自私行使“必要的恶”，为臣子的也要忍受这种恶，甚至包庇这种恶。正是这种为上者的私欲，必然带偏整个朝堂的风气，使党争和为一已之私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一旦公器私用之后，身在其中的人，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能有效驾驭人性的欲望列车。 嘉靖知道自己自私，但他也不肯像自己后代万历和天启那样担骂名，因此必须要找一个可以替他「遮风挡雨」的人出现。同时他也需要一个能掌控朝堂百官，为已所用的官僚组织，以维持国家的运转，于是严嵩应运而生。
官僚体系化贪污腐败 严嵩对嘉靖的需求与君权官僚体制的运行洞若观火，因此他作为嘉靖的心腹在相位上一待几十年。严嵩既是一国宰相，维持和控制整个文官系统的运转；又是嘉靖帝的“白手套”，为皇帝的私欲负责和背黑锅。严嵩对嘉靖的几十年如一日的了解与忠诚，对朝臣的强力控制，完美满足了皇帝“模糊下令、黑锅归你”的需要。当严嵩因东南沿海“改稻为桑”暴露出对朝臣的掌控力不足和贪得无厌时，他便开始丧失自己在皇权专政体制（嘉靖）中的存在价值，他的厄运便开始了。 明代无论何种政治势力所依赖的都是皇权，如果没有皇权支撑，你的权力就是昙花一现，空中楼阁。 其他清流徐阶，高拱等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代表，太爱惜自己的名声，所以他们成不了嘉靖的心腹，而只能是官僚体制运转的螺丝钉。而“清流”赵贞吉最后也扛不住权利的诱惑，背叛清流传统，为清流所不齿。 即便如胡宗宪这样的地方大员，能臣干臣，抗倭英雄，国之栋梁，也一面私生活奢侈，一边向上攀付严嵩这样的权臣。 而内廷权臣如曹芳，杨金水，陈洪等太监更是完全依附于皇权，没有人身自由，这种依附比严嵩父子更加彻底。杨金水是嘉靖吸纳地方财富的工具，还得为嘉靖背黑锅；陈洪是嘉靖整治群臣的“利剑”，用完即弃；只有曹芳因为与嘉靖感情深厚而得以善终，在这样一个自私的皇帝眼里，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这种待遇。 皇权专制带来的是官僚腐败与党争不止，党争带来的只有立场没有是非，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体制由私欲所左右是自上而下的，是体制化的。嘉靖认为自己花200万两白银建道观是人之常情，可是他这一人之常情被官僚体制和严党成倍放大之后，就成为整个体制敛财的巨大借口。 正因为嘉靖帝“以国为家”，以一已之私而废国，导致整个官僚机构成为汲取民脂民膏的庞大机器；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导致朝堂党争不止，结党营私，只有立场没有是非，导致朝纲败坏。
官僚视百姓命如草芥
抗倭：皇帝想修的宫殿，预算300万两，实际支出却达700万两，且还没修成。朝廷决定开源，张居正讲了剿倭的好处，嘉靖说：“你说只要海面的商路畅通，我大明的商船能把货物运到波斯、印度一带，每年就可以开源一千万两以上的白银。朕想听你说说这个思路。” 倭寇在沿海一带烧杀抢虐，死伤百姓无数，皇帝不屑一顾，现在却是因为领导没钱花了，才能得救！
浙江毁堤淹田致死人命事件：赵正吉说 “浙江这事，不死人就完不了，死一万个人是个数字，死十万、百万人、也只是个数字。” 郑必昌说，“不要拿一个县的小账，来算国家的大账。” 海瑞指出国家败坏的根子就是嘉靖的“以国为家”，根子就是皇权专制。海瑞这样的直谏之臣，在明君李世民的手里是“明镜”（君权也要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可以照出自己的得失；在自私的嘉靖手里是“利剑”，不是用来约束自己的，而是用来约束臣子的。还有陈洪，都是“利剑”。 庇护制——法表儒里，两难，小团体本位 官僚体制理性为表，庇护制、家长制逻辑为里带来基层治理中拼凑应对。表现为:严嵩与胡宗宪，严世蕃与郑泌昌 ，徐阶与赵贞吉，吕芳与杨金水，嘉靖与吕芳等。由父子，师生，同年（同学）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庇护和相互帮扶的信任关系。在庇护制下，为上者要照顾下面的人，而为下者要拥护上面的人，此为“忠”，当忠国与忠师相冲突，就会两难，剧中的两难困境很多。 庇护制成了党争的基础，严嵩，严世蕃，胡宗宪，郑泌昌等结成严党，能掌控国家财政与东南边防；徐阶作为清流首脑，与赵贞吉由师生关系形成对江苏的控制；而内廷权臣如曹芳，杨金水，陈洪等太监更是完全依附于嘉靖。
庇护制下的家族本位，小团体本位，在当皇权专制由私欲所左右时，庇护制更加速了体制的衰败。
儒家仁政理想——“社稷为重，民为本，君为轻” 海瑞践行的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严于律已的道德完人，真正的无党，无家，只心怀百姓，心怀社稷，以及孔孟之道所倡导“仁政理想”，是一统体制必须维持“必要的善”。 海瑞的政治理想，是“社稷为重，民为本，君为轻”；是社稷为重，民为本；这个“善”，是为“上者”对家国天下的使命与责任优先，而不是权力和私欲优先；这个“善”，是“共存与共生”，而不是上对下的剥夺。 海瑞所对抗的不是某个贪官，某个利益集团，甚至不是皇帝。他对抗的是整个皇权专政体制，他看到的是整个皇权专政体制的弊端以及嘉靖作为政治体系化败坏的罪魁祸首。
海瑞在应天巡抚的任上只干了七个月，却整顿了驿站，澄清了吏治、完成了救灾、治理好了河道、推动了退田、打击了豪强、审结无数积压多年的旧案、探索了"一条鞭法"的改革。这种办事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所以，海瑞不仅是一个清官，还是个实践经验丰富、精明干练的行政能手。
全剧最复杂深刻的文化内蕴，就是通过嘉靖与海瑞（双主角）二人的思想交锋来呈现的。前者是为“家天下”，后者是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利维坦”的“恶”与“道德”的“善”共同构成了山河永固的天下。在我们的组织学里叫“组织的永续存在”。善的维系与恶的约束都需要体制化来保障。 在中国的“一统体制”的国家治理里，阳儒阴法共同构成了山河永固（超稳结构）的天下，儒与法相生相克，相反相成。 儒家的没落——清流对权力的依附 海瑞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统一的，儒家意识形态的“清流集团”（儒生阶层）。 “清流文化”成为一种新型政治精英的评判标准，与之前那种以郡望、世家或官品的身份不同，清流文化强调的是“文”的素质与特定资历的结合，换言之，它更基于个人才能，品流而非血统等“给定的”因素。 清流文化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晚唐文学普及、渗透到更低阶层的结果。固然，从科举制中寻求出身社会下层精英、更多依赖皇权而较少具备独立性，然而清流文化实际上与最高统治者取向颇有不同：皇帝看重的往往只是“吏能”，然而清流精英却敢于顶撞帝王，坚持自己独立的评判标准和儒家价值观。
文官集团到宋朝已经发展成了有独立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上的纲领、掌握了巨大权力、并独立于皇权的特殊利益集团。
正德皇帝要南巡，权力意识大增的大臣们全体反对；嘉靖的大礼仪事件；万历的国本（立储）之争……除了朱元璋与朱埭两位文治武功杰出，具有权威的强权派，明中后期行政权已经几乎完全的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懒惰造成的，而是权力与意识形态之争，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们都因为要权力和大臣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皇帝是权力的来源和拥有决策权，他可以给人权力也可以剥夺权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这是他唯一可以威胁大臣的地方。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不怕死，当皇帝撤换了一个大臣，会有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清流”这个集体的声誉。
这涉及到“清流”群体的自我文化认同感是否能保证其独立性以及儒家的局限性。而从结果来看，在遵守儒家礼制，维护国家稳定和合法性的地方，“清流”非常抱团，皇帝也无能为力，只能像万历一样逐渐的退居深宫，或像嘉靖一样重用奸臣去对付“清流”，自己退居幕后做最高的决策人，因为在这些方面儒家有非常严谨的行为规范不容冒犯；而在权力面前，在非儒家的领域，在如何保证行政效率方面，清流的这种绝对的独立性则难有保障，面对嘉靖的自私和“以国为家”，除了海瑞，没人敢向嘉靖提出。
儒家的局限性在于：君权至上，对除礼制以外的君权缺乏必要而有力的制约，更多要靠人自觉。要维护君主权威，就不能以下犯上；要维持政权稳定，就不能废除皇帝，如此儒家对合法性之外的君主权力缺乏有效约束手段。儒家强调公心和教化，但当君主无公心时，教化无处施展，劝谏也只对有公心的君主才有效。 海瑞是整个“清流集团”中典型的无党，无家，无我的孤家寡人。但他也不是完全孤独的，还有王用汲，李时珍，谭纶，高翰文这样的清流。 比较典型的是“清流”赵贞吉。开头胡宗宪去问他借粮，从胡宗宪嘴里和赵愿意冒险借粮可以知道他是有才有能力的人，心里也是有百姓的。后面与海瑞的对峙中，他的价值观才真正暴露出来。作为清流，面对皇权必须有自己的主见，但面对入阁的权力诱惑，赵的指导思想是顺上意，看上意决定如何做，他彻底背叛了清流的独立性，为清流群体所不齿。赵贞吉获得了权力，牺牲了声誉，仍然是代价巨大的。但他的行为是对皇权一家独大形势的适应，也说明在皇权专制政体里，清流很难保持纯粹的独立性。 在皇权专政的政治格局里真正能做到像海瑞一样道德至上，全无私心，无视权力诱惑，无视自身利益的人很少很少。他只是党争格局的缝隙中生出来的异草，并不具有普遍性。
更普遍的的是像张居正，胡宗宪，赵贞吉这样阴阳共用，既有公心又有私欲的官更，他们既依附权力，又坚守儒家规范的基本原则，在私德和声誉上有污点，又为国家和百姓能干实事的人。
还有更多更糟的无视百姓的贪官污吏，比如郑泌昌，何茂才等，体制越腐败，这种贪官污吏越多。
儒家的没落——儒士阶层为地主垄断 帝制中国的权力逻辑会导致皇权专政，官僚腐败，其市场的逻辑则导致地主阶层的崛起。十年寒窗，一朝中举背后不是一个寒士所能负担的，王朝中后期，儒生科举系统基本被地主阶层所垄断，儒生群体和儒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由地主阶层把持，成为地主阶层对抗皇权，维护自身利益的利器，其代表就是东林党。 大家只知道严嵩贪污巨大，奢侈成性，但不知徐阶等“清流”才是大地主阶层，其所拥有田产是严嵩十倍，即便经常接济海瑞的王用汲，家里也是小地主。像海瑞这样出身底层，了解民间疾苦，同情民生的官员非常稀少。 “道德”的“善”需要通过儒生系统去维持，但儒生系统却成了地主阶层的代言人，在嘉靖一朝，皇权与地主阶层同流合污，“利维坦”的“恶”无法得到约束。老百姓成为整个体系最大的牺牲品。 最后权力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一统体制的阴阳两面都变“公器”为“私用”，整个体系加速衰败。 到海瑞备棺上书时，嘉靖还能意识到自己败坏了祖宗的家业，而后让子孙对自己，对官僚地主阶层有所约束；到万历时，皇权已经对官僚体制无能为力，万历采取了不上朝的对抗方式；而到崇祯，整个体系已经无可救药，官僚地主们已经改投其他势力的怀抱，崇祯无力回天。
商人阶层——依附政权 与欧洲不同，商人阶级在帝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即使在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臻至顶峰的北宋（960—1127年）时期，亦是如此。国家权力的一家独大使沈一石这样富甲一方的大商人也只能依附于政治权势，一旦官民矛盾激化，中央为了维稳，就会拿商人开刀，一可以吸取财富，二可以让商人背黑祸，在中国的权力逻辑中，商人不好当，没有安全感，容易成为“枪打出头鸟”。
栖身于一家独大的儒法政体之中，中国的商人阶级既无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基础，亦无明确表达和捍卫自身权利的意识形态依据，他们最好的出路是成为行政权力的补充，无法独立，只能依附于其之上，即便今天，仍然如此。 推荐李不太白的文【最后一枝罂粟花：为什么首富依附权力的下场很悲惨（深度好文）】http://mp.weixin.qq.com/s/cu1J-ktmpy8B3oWONozpIQ
阶层固化，底层造反 明朝后期，儒家（血统世袭）渐渐占上风，形成阶级固化社会，阶级压迫逐渐加强，底层缺乏上升渠道，会倾向于造反。比如科举考不上的李自成等。 东林党整天在糊涂皇帝面前鼓吹不能与民争利，最后的结果是江南那些富的流油的士绅商户不用交多少税，反倒是西北穷横的农民要加税。西北的农民，朝中不会有人替他们说话。受了灾还要多交税，日子没法过活不下去了，那就只有造反吃大户了。 阶级固化结果，除了会让底层造反，也会让统治阶级加速腐朽，最后要么被起义军，要么被入侵的“野蛮人”一波带走。
太极结构阴阳相生，数权分立制衡体系推动着整个局面，《大明王朝1566》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明的根本脉络。 “道”是个人心中所遵从的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每个人都站在预定的不同立场中，与道德相关，与制度和文化更相关。然后每个人(嘉靖，严崇，海瑞)都走向自己既定的命运。 国家的效率与安全，不仅系于治理精明的君主，更系于一妥善谋划的制度，使其死后仍能延续。 在《万历十五年》里，黄仁宇老先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励精图治或者中庸调和，高级将军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都无法扭转时局”。 当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皇帝，下至平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没想清楚，周末有时间再修改)………………………………………………………………………
《虎啸龙呤》剧评:门阀政治下的人心：权力，恐惧与黑化（局势，体制与人心） ……………………………………………………………………… 《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剧评:一统体制的阳面:儒家仁政理想，以及儒家的困境与出路
秦朝统一公元前221年
好的，改了，谢谢😜
其实儒家最根本的思想就是至君尧舜上，希望君王（国家领导）能以德为先，关心自己的子民
但是封建体制之下，当权者很多都在有意的割裂儒家的想法，想让读书人成为他们统治百姓的工具，而且还对儒家的学说，尤其是对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进行别有用心的宣传与解释，不过儒家文化依然厚实，使得很多读书之人还是希望完成至君尧舜上的目标的，也使得很多仁人志士不容与统治阶层
大明王朝1566所描写的其实就是以不同的视角来阐述何为天下，什么才是江山
不是君王（领导）就必须是至高无上的，只有民心所向才是真正至高无上的存在，一旦失去民心，那就是独夫民贼
现实与理想的碰撞，人性私与公的争锋，都在剧中上演
解读得好，👍
其实是楼主评论的好，我也只是读完后有感而发吧
在看大明王朝1566此剧时，我觉得导演与编剧并不是单一的想呈现那么一段历史，而是借着剧本来说出自己的理解吧
而且最好的地方就在于此剧除了一些小人物有脸谱化现象外，很多重要人物还是能更多的说出人物想要表达的观点与立场
并且真正的天下从来都是民为天！开头主题曲其实可能就是对本剧里主人公海瑞心中抱负最好的描写啦
为啥历史正剧不拍一部王阳明传，想看这个行动的哲学家的故事。
有讲王阳明的 只是电视台没怎么播过 一部叫做夜来风雨 张晨光主演的 一部剧名就叫做王阳明 陆剑民主演的 优酷就有
嗯，所以说，什么时候大家能都意识到民众和执政阶层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共同的政治诉求所达成的契约关系时，民主化推行自然能水到渠成。否则其他一切都是徒劳的重复洗牌。
难，认知是一个原因，利益重新分配更难
不管是什么人，都会存在多面，而强行细分的话，我觉得就是在于公私如何分明
私心过重与公心过重都未必是好事情，这里就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就是制度
即使在封建社会下，也需要秩序来维护公私间的平衡
而对于个人，道德与秩序下的法律也是为了平衡个人的公私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不是觉得善恶之间存在灰色地带，人、社会、世界都需要有个正常的秩序，都该有底线的存在，虽然不能轻易分辨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善良的，但是一定要能清楚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会伤害的别人，有一个是非观才是人性最光辉的地方
失去是非观念，可能人性会转变为兽性，到时候势必比最凶猛的野兽还要凶残
有句话叫做虎毒不食子，但是人要是恶起来照样能弑夫杀子
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古时候的人们捉鸟会只在三个方向张网，而留下一个方向让能走脱的鸟跑掉，人们捉鱼时渔网的口是兜不住小鱼的，人们砍树时一定会先拜祭山神
这是一种敬畏，对自然以及自己内心的敬畏
天下大道，以国来说首在与百姓，百姓不安，国家不昌
为人之道，首先在于忠孝为本，知是非，晓善恶
此剧最好的地方就是把这些道理说的足够明白与清楚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不是要为臣为子者为奴，也不是说为君为父者唯我独尊，而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君贤臣直
对的，一切在法律框架内的话，即使不能大踏步跑步前进，至少不会发生倒退或灾难性事件。
以法律与道德去构建秩序才能使得社会走向正常且进步的道路上
看完全篇，冒昧的说句，愿阁下能找到自己的乌托邦！
是想说我理想主义还是空想主义?关键这文应该跟这两个关系不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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