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教育方面，中国人，你旷课了
在更年轻的时候，“性”这个字对我而言，是中央一套的背背佳广告，父母床头柜里的青岛双蝶，墙壁上的泳装挂历，廉价书摊上的“团长与军妓”。
往后，是《新华字典》所有带“阴”字的注释，《知音》封面大写加粗的“少妇”二字，《西游记》里的蜘蛛精，《红楼梦》里的“云雨”和“大动”。
无论如何，反正不是七年级上册的生物课本，老师含糊其辞地说要我们课下自行学习的那一章。
或许因为此，直到念大学时，班里都还有男生以为，月经是蓝色的，毕竟“广告里是那么演的”。
所以，天知道我有多嫉妒英剧《性爱自修室》里的那群正值青春期的学生——
他们上生理卫生课，学习如何使用避孕套。
校长在大礼堂演讲，内容是卫生巾的意义。
少年做了春梦醒来，母亲说“恭喜”。少女去医院堕胎，竟然没有遭到任何白眼或唾弃。
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其中不太引人注意的短短几秒——少女躺在病床，医生例行问诊：“你现在有多少个伴侣，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
不知怎么，这在西方人听来最稀松平常的一句，却让我觉得温暖又安心。
温暖到简直要落下泪来，只想起身对着编剧深鞠一躬，说在性教育方面，我旷课了，对不起。
1913年，世界第一堂生理卫生课诞生。
是昼夜荒淫的芝加哥，一个叫Ella Flagg Young的女老师为一所公立学校开设的课程。内容包括两性关系和避孕的讨论，学生从初中到高中不等。
彼时这位老师32岁，教龄却有15年，考虑到校园的局限，她甚至跑去广场散发有关性教育的传单。
也算使这一观念冒了头出来，小范围火了一把，让美国在生理卫生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
只是没多久，天主教就编了个莫须有的罪名，联合学校一起逼迫Ella Flagg Young辞职。全然不顾性病肆虐的城市，和农场牲畜旁有样学样的孩子。
直接导致一战时，大量身强体壮、精力旺盛同时性卫生意识为零的青年应征入伍。私底下只顾泄火一时爽，完全不知自己得了梅毒或者淋病。
而美国又是个不懂得给士兵发放避孕套的国家。
于是1914年，应其军方邀请，导演Tom Ricketts 拍了世界首部性教育影片[Damaged Goods]。
一经放映便得高度评价，有媒体写道：“应该让所有美国男孩都看到，让他们的身体更洁净。”
英国人见之收效甚佳，又眼瞧着自己军队里头性病猖獗，便于1918年，也照着拍了一部，并通过了“张伯伦法案”，同意拨款为士兵普及性教育。
不仅如此，教官还以微观幻灯片的形式向士兵们展示梅毒和淋病生物，让他们更清楚病情症状。
此举激发了学校将之纳入课程的计划。
到20年代，英国已有40%的高中开设了性教育课。美国社会卫生协会也联合学校，向学生讲授动物的类似行为，并在报告中指出：
如果学生在学校接受了性教育，未来会变得更好。
二战爆发以后，每天有1.8万人因感染性病而丧失战斗力。但有一战做前车之鉴，教官从一开始便教导士兵：要么别做，要做就固定一个健康的对象。
军医更是提供了大量的性病预防药包，里头包括说明书、避孕套、浸过皂液的擦拭纸和一管含30%甘汞、15%磺胺噻唑的药膏，以防万一。
连口粮配给箱里的火柴盒，都印着“警惕性病危害”的标语。
不仅如此，美军还要求按摩房、夜总会等与红十字会合作，接受检查与治疗。甚至在附近设立防疫站，使得数千名“从业”女性得以挣脱性病困扰。
于是，1944年，患病的二战军人从每日1.8万锐减至606，整体下降了30倍。
战争结束后，美国军方又担心归来的士兵会将性病传染给妻子，便在广告片和宣传海报上大力鼓动使用避孕套：别忘了，进去之前先进套子里。
很快，政府也加入到性教育工作中，印刷了一系列性卫生小册子下发给民众，不仅指出了如何预防，还有不幸患病后的对应措施——
拥有一条健康的老二是男子汉的根本；为保证健康，你没必要总是做；性病会剥夺你的快乐；一旦感染，请立即报告，时间等于生命。
进入50年代，政府还制作了一些性教育影片到各州放映，比如[Growing Girls]、[有了这些武器]。
60年代，性解放运动爆发。
避孕套得到广泛普及，而不仅仅作为军用物资。美国教育厅拨款给各大学及州立学校，用于培训性教育教师，并开发相关研究生课程。
80年代艾滋病猖獗，世界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立时开展了性教育普及，并细化至州县。
但是中国人“旷课”了。
1954年，由北京协和医院王文彬、赵志一、谭铭勋三位医生合作编写的《性的知识》出版，书中附有男女器官在欢好状态时的剖面图。
可当1957年再版时，这些内容被删得一干二净，赵志一也因被诬指为“流氓学者”而自杀。
1971年，据一位知青回忆，军训期间，班长曾打过飞机，“记录在案的错误有一条：不顾紧张的军事训练，在小山子洼地草丛玩弄裤裆一次。”
次年，教育部编写中学二年级《生理卫生》课本，编辑叶恭绍在编写某个下身器官时，“编写人员一起商量，竟有一半人反对写这一章。”
同年，《新华字典》不再收录任何与之相关的字眼。
1979年，安格尔夫妇到中国访问老一代作家，会见时问，“你们中国的作品，怎么没写性呢？”一位年长的作家答，“我们中国人对此不感兴趣！”
又问，“那你们中国有好多小孩子，这是怎么一回事？”答曰：“我们像吃苦药一样做那件事！”
也是这一年，《大众电影》第五期封底刊了一张[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拥吻的剧照，激起了一位叫“问英杰”的读者的愤怒，他写信质问编辑部：
你们显赫地刊登这幅影照，是什么动机？是在宣扬什么呢？你们准备把我国的青少年们引向何方呢？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吗？
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可谁又能想到，仅仅在50年代以前，中国人是不旷课的。
生在晚清的谭嗣同，希望有学者能致力于性教育，“绘图列说，毕尽无余”，使国人抛弃陈腐观念，认识到“性乃自然之事，毫无可羞丑之处”。
1929年，教育部要求初级中学教材必须教授学生“性的发育行为和责任”。
同年，学者张竞生在自己所著的《性史》中不断肯定，妇女是有“第三种水”的。
你看，那可是1929年，和美国教育厅印发性教育材料是同一年。却因为后来的种种原因，致使到1993年，避孕套才首次作为商品，登上货架。
是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周遭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却无人肯踏入半步。
开业16天，仅一人哆哆嗦嗦地走进，惶恐不安地从口袋里掏出9元6角，买走了一盒避孕套。
也怨不得[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拿此当气球吹；怨不得[芳华]里的刘峰，因一个拥抱就被扣上“流氓”的帽子；
更怨不得[山楂树之恋]里，我们的静秋同志，以为女人跟男人躺在一起就会搞大肚子。
因为此种把无知当纯洁的“传统”，才有了今日“14岁女儿早恋开房，被父亲打至尾骨骨折”，杭州高桥小学迫于家长反对不得不将内容健康的《性教育读本》收回，西安某高校要求女学生填写承诺卡，宣誓拒绝婚前与婚外性行为。
中国人总以为，压制问题就是解决问题。
而知乎上有关“大学生意外怀孕怎么办”的问题里，随便一个答案都叫人肝肠寸断、噬骨钻心——
WCD大数据也显示，我国超过6成的年轻人没有避孕意识，其中40%的人认为不太可能意外怀孕，尽管我国每年约发生1300万例次人工流产。
2018年，Tenga也做了一次调查，发现中国仅48%的女性尝试过自慰，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
她们习惯了压抑，无法清醒地认识并承认自己的欲望，不知道原来取悦自己也很重要。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无非是那群没受过性教育的父母，把性当作恐吓孩子的工具。以至于孩子看到“性”这个字，只能联想到肮脏、下流和变态。
但我们和西欧的差距，又何止生理卫生这一截。
[同船爱歌]，两男云雨后惊觉没有戴套，第一反应是打政府热线，在其指导下去医院挂急诊，到了竟还能享有优先通道——这样的医院，我们没有。
[朱诺]，16岁的女学生未婚先孕，父母得知后，竟团结起来共商对策，为她分担早孕的苦乐哀愁——这样的家庭，我们没有。
英剧《性爱自修室》，少女告知男同学，觉得自慰羞耻。而男同学说，“你最应该考虑的是你的身体喜欢什么。”——这样的同学，我们没有。
同样是这部剧，同性恋男孩私下穿女装，不巧被父亲撞见，以为会有一场腥风血雨，孰料父亲认真地说：如果决心要如此生活，你必须坚强起来。
这样的父亲，我们没有。
也就是为什么我会为剧中妇产科医生的那句寻常的问诊而感动。
因为在我国，没有人会告诉你，伴侣可以有异性和同性，家庭可以分单亲、重组和领养。有的小孩可能有两个爸爸，有的小孩可能有两个妈妈。
而无论哪一种，都是正常的。
所以真丢人啊，在性教育这件事上，中国人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还以为没有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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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六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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