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意志与寓言

对于《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早已达到教科书级别的作品来说，强烈凝重的形式感既成为了故事表意系统的支撑骨架，也因其几乎漫过故事本身的渲染与凸显风格使电影接近一种视觉奇观的绵延展示。对形式造型的倚重来源于创作者深刻的权力意识与自我表述，也暗含了语境变革下的先锋探索带来的特定文体的形成。 影片对仪式化场景的运用不惜繁琐。除了点灯、灭灯、封灯、烧灯等关于灯笼的象征性意象参与，还有捶脚、“听招呼”、每日问安行礼等琐碎而隆重的家族规矩，增加了故事发生的气场负压。运用较大篇幅刻画这些规矩实施的细节状貌，每段仪式各成体系，创造出一个独立自语的窥奇空间，游走于叙事内外的割裂与分散效果由此产生。 构图多用对称、点线、布阵等技法，增添艺术观赏性的同时产生了如入画作的构设之感，置远了与现实的距离，便于抽象升华的介入。大量呆照镜头描摹静态造型，青瓦飞檐、屋舍门廊、器件物什，随处而不随意地进行意象捕捉与提炼。当镜头停滞一处时，叙事也随之凝固，情节发展被中断，转而投入纵向的多义性开拓。普遍性哲理在碎片般的具体场域中包孕。同时这种处理拉长了故事的心理时间，于缓慢的节奏中加深了压抑的氛围。写意化的色彩具有情绪阐发的作用，红与黑的剧烈色彩冲突形成一种迫近却无声的对峙。默然的抗衡将爆破的内力藏入地核，但表层隐隐可见撼动中的泥走沙涌。 故事运行方式与外部手法相一致，注重仪式外壳与细微过程。故事按季节时间线顺序展开，人物在一年内的处境与心态变化恰与季节特征对应，形成了完整的形象塑造。颂莲的学生装出现在开头和结尾，同样的装束却心智大换，保持了最大程度的结构对仗，将形式带来的讽刺性冲突上升到极致。人物台词简洁明快却暗含深意，讲究到每一个咬字的重音，犹如戏台上一板一眼的角色。众多人物皆个性鲜明立体，可凝缩为某一类型符号，使得群戏犬牙呲互，机关暗藏，妙趣横生。关键处反复出现的鼓点配乐如同京剧的过场，预示重戏开始前的响亮锣声，带来转折与高潮。 并不空洞的形式根源于与故事层级的唇齿相依，又因其建立起超越叙述表征的隐喻系统。电影中的一帧一镜都不仅仅是实物的外观展现，最终目的在于被摄物背后代表的普遍性意蕴指称。壁垒森严的陈家大院是庞大的封建体制代表，红灯笼是夫权社会的借由物，捶脚带来颇具古典气息的性暗示。形式本身为意志的传达提供服务，形式的堆叠施压也是主体控制意志不断扩大的体现。 《大红灯笼高高挂》是第五代常用的寓言型艺术的经典之作，它的叙事手段与表现程式提供了寓言产生的最佳土壤。全片构筑了一个封闭于某一抽象时空、与具体历史层理发生断裂的叙述环境。陈家大院圈起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妻妾世界，看似依照时间序列进展的故事也因其闭塞程度而仿佛陷入一种共时化的静止，一切的本质仍未发生改变。又由于影片对古老仪轨的放大展示增加了感官的陌生化想象，所有的故事形态都可以被抽象为一种普遍而永恒的超越性传奇，形成完整的寓言模式。 寓言引发出众多复杂的象征性涵喻，寄托了创作者对历史与文化的双重焦虑从而寻找启蒙性诉求。对几近衰朽的封建秩序下女性悲剧命运的刻画，表达出对旧有体制与传统权威的憎恨与反抗。它消解了古典赋予的神圣魅力，注入世俗、平庸甚至丑恶的面目，折射出中国历史的某种衰变趋势，主体性话语结构正在走向自我毁灭的路途中。对构想出的传统封建家长制形态包含的原始情调的列举和隐含在叙述倾向中的弑父与反叛意愿构成了揭露与批判的二元对立关系，验证了叙述层与内涵层的分流，代表了对历史进程及道德伦理的审视语态。在以小喻大的表达策略作用下，人物势必在负载历史宏大性的思想意旨面前被压缩成某种适于整体逻辑的指喻性符号，人的存在复杂性被伸张理性的启蒙要求埋没。立场与叙事的强弱矛盾也成为第五代普遍面临的时代与文化症候。 影片结尾并未以破局之势昭示光明，最有可能成为改革力量的大少爷飞浦性格懦弱无能，潜意识中将弑父者权力移交到观众手中。这种寻求救赎的途径曲折而深邃。 《大红灯笼高高挂》阴郁压抑的总体面貌形成于严密完整的形式框架之内，具备极其安全的话语空间。在叙事中心向影像中心过渡的时段，对形式意义的极端实验也可成为一种语境更替的先锋性探索，为电影表达口径的拓延提供可能。但形式造就的过于完整统一的结构与背后相对固定单一的意义又引发了现实丰富读解性的疑云。张导演也曾经说过，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如果一个艺术家的最高目标是完整，那么他的创造活动可能会受到“追求完整”的抑制，走向完整就意味着走向死亡。也可以说，对完整严谨的高度坚守也可能走向匠艺的雕琢，而非艺术的灵秀。我们在密不透风的精巧套路中期待发现的，也许正是齿轮咬合出不经意的一次松动，开关的缝隙处射入的莫衷一是的一缕光线。由明确指向到含混的不定，其实是一种文本意蕴的广化与升华，也是思想格局的拓展与拔高。所谓“气韵贯通”，其关键在于那一口气在上下疏导中灵光乍现的一瞬，有时候只能依赖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