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立陶宛民族的悲喜剧

文 | 沃可心

继曾经被电影手册大为赞赏的立陶宛电影《桑格莉之夏》后，这部立陶宛的新片《养猪场的奇迹》（Stebuklas），更是以其怀旧的质感将人们带回九十年代的立陶宛。除了于2017年9月在多伦多电影节进行世界首映，《养猪场的奇迹》也在今年2月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中获得了特别放映机会，成为以促进电影交流为目的的欧洲电影市场环节上颇具特色的一部展映片。

这部由多国联合制片、主创团队也来自多个欧洲国家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当今欧洲电影生产的一些趋势。这也是导演埃格勒·维特利特（Eglė Vertelytė）第一次执导的剧情长片；在此之前，维特利特曾经拍摄过多部短片与纪录片，并且是一位优秀的电影剧本作者。或许正是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这部立陶宛电影既拥有聚焦于现实的外观，又带着一种略高于现实的理想化倾向，其间则点缀着些许文化碰撞的幽默——着实是一部融合了多种特质的佳作。

影片讲述了正值立陶宛向资本主义体制转型的时期，由伊雷娜管理的小型养猪场迎来了美国投资者伯纳德，表面上承诺要替当地的人们改造养猪场，背地里却打着天知道是什么的鬼主意——在把养猪场搅得天翻地覆之后，伯纳德就像来时那样突然地离开了。而作为养猪场曾经的负责人兼痴心错付的女主角伊雷娜，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欺骗和变故，也做出了——事实上也是必须做出——某种重大的改变。

《养猪场的奇迹》将故事的背景设置于1992年这一特殊的时间点——正是立陶宛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随着苏联老大哥的解体，立陶宛作为初独立和正转型的现代国家，既需要解决各种苏联体制遗留的问题，又面临着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冲击。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经济崩溃、银行排起长队的情形，看到养猪场的工人得不到工资时愤懑的脸庞，同时也看到当地的人们如何对伯纳德这一代表西方的外来者抱有救世主的幻想。导演维特利特曾经在采访中坦言这样的灵感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在她出生的小镇上，居民真的曾经因为盲目听信一个类似于伯纳德的“西方人”的话，毁了一栋上好的建筑，而残骸留存至今。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基于真实故事之上的“养猪场之变”，刻画了一种悲哀的讽刺之感：对强大外来者的盲信导致了毁灭；而影片以伊雷娜和伯纳德的关系由友好到盲目再到破裂为线索，通过彻底的毁灭与新的希望奇迹般的诞生，折射了一种对待自身民族文明的反省态度，以及一种对外来文明的思考。

不过，尽管有着这样严肃的思考为基调，影片却展现出了一种克制的幽默感。伯纳德被刻意塑造为一位典型得甚至有些刻板的美国浮夸商业人士形象，而他身处这个些许与世隔绝的立陶宛小镇，显得多么格格不入，要想骗得居民的信任可并非如此简单，尽管最后还是得手了，但中间也付出了不少“努力”——这些“努力”为影片带来了几分戏谑的色彩。此外，经验丰富的保加利亚摄影师克里斯托弗（Emil Christov）使得整部电影呈现出一种略显褪色的怀旧质感，平实的摄影机运动和演员们克制的表演则大大增强了影片所展现的真实性。这种旧日时光之感与轻松的戏谑相结合，使得影片整体更为柔和，而不致沦为说教。

仿佛圣经中的故事一般，电影的开头就宣告了一则“神谕”：不能生育的伊雷娜将会拥有一个孩子。而当结尾处这则神谕以一种近乎讽刺的方式实现的时候，伊雷娜也为自己遭到摧残的生活找到了新的寄托，从一个无信仰者转变为了有信仰者。不仅是伊雷娜一个人，圣母像、十字架以及其他宗教信物也作为一种符号多次出现在电影中。联想到90年代初的时间节点，这个特殊时期的宗教信仰又意味着什么呢？或许，有那么一点可能，居民们将其当成一种处于命运十字路口的迷茫时期的寄托；也或许，居民们接受宗教就像接受西方文明一样，只是盲目听信罢了？影片并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评价或者判断，仅仅将这一现象进行展现，但也足以值得观众们思考。

在《养猪场的奇迹》中，似乎女士们才是日常生活的主角，而男士们大多或者奸诈或者懦弱，或者抱着酒瓶，迷醉于过去的时光却不顾当下。具备多种正直的品格、能顶起整片天的女主角伊雷娜更是被导演塑造为“神迹”的承载者，一个圣母玛利亚式的人物。从无力保卫自己的养猪场、亲手埋葬花费心力养成的猪崽，到怀孕之后寻找到某种生命意义、完成从无信仰者到有信仰者的转变，可以说伊雷娜的存在既象征着这片土地承受住了以伯纳德为象征的外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又代表着这片土地孕育着一种新的希望。维特利特也在采访中解释了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女性形象作为主角——实际上这也正是导演亲眼所见的辛勤劳动的立陶宛妇女形象的结合与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