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写爱情，更写自由

（文/杨时旸）

中国的摇滚乐迷看到这部俄罗斯的《盛夏》或许会产生别样的情感，尤其是当看到那个细节的时候——乐手们登台了，他们唱歌，舞动身体，摇滚乐强烈的节奏和感染力传递到舞台下方，观众席上却是正襟危坐的观众，像是在聆听某种报告会。只有少数几个异类试图将自己的身体离开座位，配合着音乐起舞，但很快，就有面容冷酷的保安走上前来进行警告，要求他们重新坐回座位。这是本能与规训的对抗，是个人自由与权力意志之间对抗。直至几年前，一些中国的摇滚乐演出现场仍然不时传出观众与保安发生冲突的新闻，乐迷们自发的欢呼、甩头、pogo，但这一切被保安视作混乱和危险的开端而加以制止，甚至一些演出现场，因为观众们站立起来却被喝止必须坐下，而满场嘘声。经历过这些的人，会对《盛夏》中的很多细节会心一笑。《盛夏》讲述的是苏联时期的故事，1980年代的列宁格勒，摇滚乐开始在年轻人间流行起来，年轻乐手维克多去拜访偶像麦克，同时也认识了麦克的妻子娜塔莎，麦克对维克多的乐队鼎力帮助，而同时，娜塔莎与维克多也慢慢变得暧昧，在那个盛夏中，音乐和爱情同时蒸腾起难以名状的雾气。

这是一部黑白影片，像甜美又哀愁的旧日记忆又如不那么真切的梦境，更有趣的是，影片中还穿插了四段超现实的动画，白色的粉笔画、MV式的处理，虚实结合的打破第四堵墙的运用，让一切都变得灵动又充满童趣。从某个角度去看，这其实是一种将人物内心有效外显的处理手段，故事的时代背景充满压抑，权力无处不在，文化生活必须经过审查，物质生活匮乏，精神世界逼仄，而这些年轻人用音乐随时建构起“脑内小剧场”，这本身是一种反抗，也是一种精神支撑，得以屏蔽外部的高压和无聊，建构自己的内心丰盈。

《盛夏》或许会被归类为一部爱情片，至少这部散文诗一般松散的故事中，最重要的、最紧凑的部分是关于三个人之间的感情，但其实它讲述的是个人生活与权力、集体、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个人主义的萌生与勃发，个人情感的私密絮语，对于自我生活困惑的表达，在那个时代中，“自我”本身就是一种禁忌。所以，这个看起来风轻云淡，充满海洋、落日、篝火与聚会的故事，实际上是从非常私人化的视角叙述了一种乌托邦，一种在权力穹顶之下的美妙梦境。

《盛夏》完全可以写得剑拔弩张，写年轻人的不满和戾气，比如，维克多的乐队想要寻找登台演出的机会，必须经过审查，为了达成目的，他们把自己的歌词进行了莫名其妙的解释，将那些个人主义的、慵懒的、懈怠的、颓废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巧妙辩解为一种符合宣传需求的语境，那样的社会形态下，只能通过这样屈辱的方式迂回地抵达目的，维克多登台演出，唱出那些戏谑和讽刺的歌词，台下的俱乐部负责人对文化官员解释，“这是一支幽默的乐队。”麦克上台给维克多助演，她又解释，“这是退伍军人帮助工人阶级。”民间社会不可遏制地产生自发的能量，权力也在殚精竭虑地进行遏制，二者在一个微妙的区间内心照不宣地拉锯。其实，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历史中的那位真实的乐手一直努力为社会议题和权利呐喊，而导演故意切掉了那些直接的表态，转而细腻地叙述起儿女情长，但政治议题并非退场，而是隐匿和退后，作为一种弥散性的背景，这是有效的以退为进的手法，这样处理会让人们明确地感觉到，有时你误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实际上，不知道在什么时刻，突然之间，权力的手就伸向你，在车厢里，这些留着长发，穿着机车夹克的年轻人，被走上前来的醉鬼骚扰，“你们唱我们敌人的歌。”这远比直接去书写权力更有力量，这写出了渗透至深的控制与操纵。

对于摇滚乐迷来说，《盛夏》中的一切都是亲切的，那些俄罗斯的乐手们通过各种渠道弄到了西方的摇滚唱片，他们互相交换，交流，坐在房间里戴着同一个耳机，聆听黑色安息日，披头士、伊基·波普，他们评论这些音乐家，想成为这样的音乐家。无论生活空间多么逼仄，破旧的房间，严苛的环境，也无法扑灭他们心中对自由向往的火焰。所以说，它写爱情，更写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