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灵魂的常态
[一个孤独的女人]拍摄于1985年，超出了“道德焦虑电影”兴盛的时间段(1975-1981)。但按照电影传达基本观念来看，它依然属于“道德焦虑电影”，它的创作者阿格涅丝卡·霍兰亦凭借此片和1977年的[试镜]成为该流派的代表人物。
“道德焦虑电影”是基于描绘战后波兰社会主义时期30年左右国家状况的写实主义电影流派。基氏的[机遇之歌]讨论了政治的虚妄，瓦伊达的[大理石人]抨击了政治生活的腐败，但[一个孤独的女人]从宏观的社会背景切入到微观的个人女性私生活，国家命运与政治陷阱退一步，取而代之的是生存与死亡的二元对立，个人在那个时代的爱与信仰。
阿格涅丝卡·霍兰与“道德焦虑电影”同僚们的作品还存在视角上的差别。诚如其名，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个孤独的女人伊莲卡，因遭到原配丈夫殴打，她爱上了另一个不可靠的男人，那个男人与她发生关系后便把她弃之敝履。伊莲卡独自带着孩子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这套房子是她在劳动节游行上递信给共产党领导“争取”来的。“特殊的待遇”遭致了周围人的白眼，在学校里其他孩子们的家长怂恿自己的孩子欺负她的儿子小博纳斯，邻居们三天两头恶作剧地剪掉她家的电线。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伊莲娜在人际关系上是孤独的。
那么信仰给了伊莲娜什么呢？当她再次前去政府欲解决住房问题时，不但被拒之门外，还被门卫粗鲁的对待，哭泣着跌倒在陡梯上。波兰社会主义信仰，除了给伊莲娜带来讽刺，别无其它。信仰背弃了她，伊莲娜再次孤独地面对自己。
唯一让伊莲娜心满意足的是她的邮差工作，她负责的区域是全市的中心，伊莲娜与这块区域的居民产生了联系，这块离家有些距离的一小块工作空间，稀释了伊莲娜的孤独。也在这里，她认识了出现在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捷尼科。捷尼科是个残疾人，自卑让他无法正视生活，对待与伊莲娜的爱情始终是消极态度。在爱情上，伊莲娜也是孤独的。
伊莲娜的父亲从小殴打她，她悉心照料的姨妈，也并没有把死后的遗产留给她，伊莲娜感到在亲情方面，也无所依赖。
那么伊莲娜的孤独应该怪罪于体制吗？时值波兰剧变前夕，在波兰已存在了120年的波兰社会主义在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变的同时，也暗藏了许多矛盾，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特权阶层与普罗大众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80年代工人的集体罢工。不健全的社会体制致使人民生活疾苦，贫民阶层的伊莲娜是其中之一。
说起社会体制，伊莲娜的爱人捷尼科必须一提，一个典型的安杰依·瓦伊达式人物。他的扮演者是勃库斯洛·林达，这个老戏骨是“道德焦虑电影”流派的明星。他在基氏的[机遇之歌]、安杰依·瓦伊达的[铁人]、沃依切赫·马尔切夫斯基的[毛骨悚然]等作品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似乎勃库斯洛·林达已经成为战后波兰人民的代表，成为一个符号，一个在政治语境中丧失存在感，内心充满焦虑与困惑，被时代碾压的个体。在[一个孤独的女人]中，勃库斯洛·林达扮演的捷尼科这个人身上，集中体现了阿格涅丝卡·霍兰对政治的批判。比起弱女子伊莲娜，捷尼科是一个有血性的角色。从前他也是个对党极度忠诚的“同志”，在他的背部，有表达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的刺青。但在一次煤矿事故中，致残的捷尼科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反而被集体煤矿开除。捷尼科从此失去了工作，靠一点抚恤金度日。身体残疾导致了他的心理残疾，他的精神气质用两个字概括就是“焦虑”。《焦虑的意义》里罗洛·梅提到“焦虑，指的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一种担心”，也就是说因为信仰的崩塌，在意识形态与个体自由的夹缝中难以呼吸的一种状态，使得捷尼科面对因自身存在所产生的威胁，生成了一种痛苦的焦虑情绪体验。表面上，捷尼科是因为身体残疾进而产生的心理疾病，其实，他的残疾只是对他内心情绪的外化。
个人在无形政治权力下的无奈与失落在伊莲娜身上并没有得以突出的体现。没有继承遗产，捷尼科消失，使得伊莲娜精神崩溃，最终她偷取巨额汇款，抛下孩子，投奔捷尼科。可是幸福的日子并不长久，因为内心对罪的恐惧，伊莲娜选择了走向孤独的最高层次——死亡。更确切地说，伊莲娜的悲剧，社会层面占据的分量并不太多，说到底，是她软弱的性格使然。在严峻的社会环境下，伊莲娜选择了逃避，她逃避的是自己的命运。作为母亲，她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作为爱人，她抛弃了曾经的丈夫，作为邮差的员工，她利用职务之便偷窃了他人的钱财，这些都无法怪罪社会环境。即便在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人们还是可以做出选择，选择了恶，不去选择善，怪不得环境。好比你不能说，段小楼揭发程蝶衣是时代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即便是和平年代，他依旧会选择背叛。
因为没有在政治上过多的偏重，而是把视线更多的投向女性个体灵魂的孤独，这使得[一个孤独的女人]明显区别于其它“道德焦虑电影”。在这之后，“道德焦虑电影”流派对政治概念更加淡化，80年代末，这个流派的集大成者出现了——基氏的[十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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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调反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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