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列车与iPhone X
《三分钟》不是陈可辛第一次拍摄短片，他之前拍摄过的短片中，最有名的一部是SARS病毒期间，香港众导演合拍的《1:99电影行动》中的《2003春天…的回忆》一章。《三分钟》和《2003春天…的回忆》唯一的共同点，是宣传、公益的风格。
《三分钟》塑造了一位舍小家、为大家，忘我投入工作，充满强烈大公无私社会主义精神的女列车员形象。这位绿皮火车（非常浓厚的社会主义意味）的女列车员为了工作，为了更好的服务旅客，放弃了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假期，放弃了母亲最珍重的与儿子团圆的时机。短片另外还隐藏了一个重要信息，这位女列车员是将儿子交给自己的妹妹照管，丈夫在哪里？真相不言而喻，她为了这份艰辛的工作，连婚姻都放弃了。这有点让我们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著名的电影《今天我休息》，民警马天明在休息日子不断地为民排忧解难，连相亲这样的婚姻大事都可以一次次反复地延宕。个体对爱情、性、婚姻的追求可以让步于更崇高更卓越的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服务。因此《三分钟》更像是央视出品的主旋律公益公告，即便短片引发各界强烈关注是因为宣传了iPhone X。只是单身母亲、社会主义、资本运营、消费广告、香港导演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给人一种诡异感、错位感。
《三分钟》的叙事手法是最主流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列车要在凯里站停靠三分钟，列车员女主角在这三分钟之内，先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辅助乘客上下车的工作，接着要在余下的是时间内与儿子团圆，而这次团圆的重要任务是儿子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自己要求背诵乘法口诀的愿望。陈可辛厉害的地方是，即便是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压力下，他依然能够展现出强大的捕捉当下内地热门话题的能力。就这样一部实际时长是七分钟的短片，陈可辛捕捉到的元素有春运、教育、高铁建设、留守儿童、单身母亲。无一不热门。
之前有段子手调侃陈可辛使用的iPhone X与普通用户的iPhone X的本质区别。
但从后来苹果官网公布的花絮来看，陈可辛用到的附加设备只有手持云台与无人机，拍摄现场没有看到附加镜头。陈可辛的目的还是商务终端：iPhone X可以拍出动人的身边故事。不过即便如此，器材与题材之间的落差依然会让人觉得心中有块垒。陈可辛选择拍摄的列车是绿皮列车，代表着久远历史记忆，代表着中国最底层乘客的绿皮列车，与少说也要八千元价格的iPhone X之间可是有着超远的距离。这多少也体现出了这部广告宣传短片的一个立意悖论，iPhone X这样的奢侈品对于绿皮列车上的这些全中国最低层的乘客，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生活为什么需要这样一台手机记录？而如果真的拿一台普通的手机拍摄，临场感、记录感是有了，却并不符合陈可辛的美学需要。很明显，陈可辛需要的不是纪录感，而是叙事感、速度感、穿越感、表现感、驾驭感。
这一系列统和而成的综合感觉与影片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的叙事设计，与春运的大主题勾连的非常紧密。这是陈可辛多年来商业化影像拍摄经验积累出来的自然而然的专业化诉求。iPhone X正是由手机角度满足了这种专业化的诉求。
短片还出现了一个与事实违逆的细节，不知道是有意虚构还是另有隐情。
如上图所示，实际上中国目前根本不存在这样一趟由南宁往返哈尔滨的直达列车。南宁开往哈尔滨需要中转。如果算上中转的时间，南宁到哈尔滨的路程也不一定如女列车员所说，“是全国最长的一趟，一般跑六天”，而是最快36小时（通过保定中转），最慢74小时（通过义乌中转）。目前全国路程最长运行时间最长的一趟列车是由乌鲁木齐至齐齐哈尔的K1082次列车。
全程4856公里，共46站，运行时间67小时58分钟。如果是有意虚构，那是要强调女列车员工作的艰辛程度，如果是另有隐情，我们就不妄加揣测了。
知名导演用iphone拍摄常常会成为新闻事件，之前比较著名的例子是朴赞郁执导的短片《波澜万丈》。朴赞郁虽然是艺术片导演，但摄制情形与正常的电影拍摄并未有太大区别。朴赞郁虽然是用iphone 4拍摄，但剧组成员有80人之多（真的是杀鸡用了牛刀），手机拍摄如果不是强调个体感、即兴感、手工感，如果与大型的产业化、制式化拍摄如出一辙，那意义究竟何在？真正将iphone个体化的手工业特色融入到大型产业化创作的例子，恐怕还是得看索德伯格的新片《失心病狂》（Unsane），索德伯格只花了两个星期，就用iphone完成了拍摄。索德伯格最近特别强调了一点，这绝对是一部看不出来用iphone拍摄同时又不是宣传iphone的作品。换句话说，iphone是工具，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突破已经僵化的商业制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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