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壽不等如祝福──《有敬》與《伴生》
有兩個很多人心裡想過，說出口卻是禁忌的問題：「你想自己如何死去？」、「你想你的父母如何死去？」黃肇邦的紀錄長片《伴生》以病弱老人及其子女為主體，並無溫情脈脈地宣揚孝道，而是揭示兩代人面對疾病與死亡時的困惑與壓力。《伴生》把很多人心裡糾結但難以啟齒的想法直現於銀幕，然而其對死亡與老弱之探索則須配合短片《有敬》才得以完整。前者的重心傾向不忍父母受苦的子女，後者則聚焦於厭世的百歲老人。
《伴生》和《有敬》兩片雖呈現人的死亡，惟其最令人深思的，與其說是抽象的生死大哉問，不如說是「到肉」的老弱病苦之過程。很多人以「人生最後一段路」來描述年老的日子，以死亡為參照點反向定義這人生階段。可怕的是，這段路如何走，人往往無法選擇。《有敬》的主角朱有敬是基督徒，她常向上帝祈求：「請讓我快點死去。」卻感到祂沒有理會。一方面，宗教給她帶來了其他信徒的照顧與關懷；另一方面，她卻難以感到釋然與安慰，陷於一種罪與罰的奇怪循環中：我向上帝求死，但其他信徒說那是罪，因此我仍活著受苦，苦得我繼續向上帝求死。因為孤獨和疾病，長命百歲成了咒詛。
然則有兒侍孝便是享福？《伴生》拆解了這迷思，以三個家庭的故事呈現孝道之難。沛叔與妻子同住一安老院，單身的女兒工作勞碌，也盡心照顧父母。但沛叔執拗的性格使妻女受壓經年，總嫌女兒不夠好，不無病態地不斷致電女兒，重覆著晦氣說話。女兒坦言也有承受不住壓力而情緒失控之時。松哥的妻子病故後，哀慟之中健康急轉直下，一年之內也離逝。其子不止一次在鏡頭前直言，眼看其父母臨終病重，真想他們快點離去，不忍其繼續受苦。這想法與《有敬》的一幕互相呼應：幾位長者說出他們對死亡的預期，不想臨終時勉強靠機器維生，寧可就此而逝。人年輕時，病了大多能康復；但當人到了只會越來越多病、病得只會越來越重的日子，便知道是老了，所預期的漸漸從康復轉變為死亡。「醫學昌明」和「長命百歲」的意思同樣變得吊詭：科技延長人的壽命，隨之而來的是衰老和疾病，意味著科學所延長的同時是痛苦。
《有敬》與《伴生》所表達的並不全然是悲觀與無奈。《有敬》的色調灰暗，以雨天的憂鬱烘托有敬婆婆的愁煩。《伴生》則透著柔和溫暖的日光色調，以絢麗的晚霞作結。片中第三個家庭的故事平衡著另外兩個家庭的重壓：智障人士慕平的兒子兆銘出生後便交給別人照顧，但她最近十年患上癌症及其他疾病，已成長的兆銘便回來照料。慕平像孩子一般單純，喜愛繪畫的她藉著色彩斑爛的「兒童畫」講述自己的故事，會以不完整的主禱文禱告。從外在條件看來，慕平母子比另外兩個家庭更貧乏殘缺，其心境卻最輕省－－或許那正因為在慕平變老之前，他們已習慣了磨難。
在兩片中，就著人的衰老病苦，死亡被表達為一種解脫。上文談及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病苦與死亡，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人如何看待別人的病苦與死亡。哲學家列維納斯的「他者倫理學」是有關人與他者面對面時所承擔的無可推諉的責任。（脆弱的）別人向你發出呼召：「你不能任由我孤獨死去。你不能遺棄我。」你沒有選擇而必須回應－－那怕只最簡單的－－「我在這裡。」雖然「他者」尤指陌生人，但《伴生》顯示出至親之間亦有著無可抹消之隙縫，家人仍是他者，那更遑論院友與牧師，以及紀錄片的製作者和觀眾。然而當銀幕上這些陌生人把自身的軟弱透過鏡頭向觀眾敞開之時，便在發出呼求：「你不能無視我的苦楚」。
於是有些人會受感動、有些會捐錢給老人院、有的人當義工照顧長者，但也會有人不以為然：為何要我「硬食」這重擔？直面別人往往會造成壓力，寧可掩面不看。《有敬》和《伴生》的貢獻，就是在日常生活以外打開了一個讓人與人面對面的倫理空間，或義不容辭，或心有戚戚，此種存在的覊絆總教人難以逃避。
（原載於《時代論壇》157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