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一部解析“法律无用”的教科书

不久前，钱宝网实际控制人张小雷投案自首，一场隐藏了五年的庞氏骗局开始走入公众视野。

但当警方发布张小雷投案新闻时，那些受骗的“宝粉”们却纷纷选择“不相信”，想出各种奇招来论证消息的不可信。这样一群几乎可称愚昧的人，被其他网友冠以了雷哥的“窒息粉”之称。

被骗了，还为骗子数钱。这是很多受骗人常见的自欺欺人心态。他们不敢相信、更不敢承担被骗的事实，因为一旦确认，自己就注定是一场悲剧了。

面对这样的悲剧如何反击，可参照近期火爆韩国的电影——《骗子》。

这部电影在韩国上映后，以连续22天的成绩创下今年韩国单部影片最长时间蝉联票房冠军的新纪录。以骗制骗，反转再反转，全程无尿点，是观众对电影的一致评价。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成功的商业片，但它却又不满足于商业片本身的快餐式消费，而是试图架设起现实和虚拟之间的一座桥梁，为广大潜在的受骗者提供一本“防骗手册”和一条“反诈骗之路”。

电影以韩国历史上受骗人数最多、涉案金额最大的“曹八喜诈骗案”为切入口。该案件和钱宝网可谓是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张小雷自首了，而曹八喜潜逃了。

2004年到2008年间，曹八喜在韩国成立了十几个皮包公司，以“通过医疗器械租赁业，可保障30%至40%的高收益”为诱饵，先后从3万多名投资人处骗取了4万亿韩元（约合221亿元人民币），制造了韩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诈骗案。

案件爆发后，曹八喜于2008年偷渡到了中国。2012年，韩国警方对外表示，经过一系列侦查，判断曹八喜可能已于2011年在中国青岛市一家医院因急性心肌梗塞死亡。

但韩国民众一直质疑，尸体已被火化，无法对DNA进行验证，不排除这是曹八喜“自编自导假死”的可能。

受这一事件牵连，数十人走上了自杀之路。而玄彬扮演的男主角黄智成的父亲，因为被迫帮助“曹八喜”制造假证件被灭了口。尽管警方认定这是自杀事件，但黄智成还是从父亲那块被别人踩坏的手表中，看清了“他杀”的事实。

于是，一场长达八年的“骗中骗”开始上演。

要完成一个骗局，确定被骗者是第一步。电影首先用一个鲜活的案例，点明了现实中最容易被骗的人群——老人，特别是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

他们手上会有一些积蓄，对陌生人少有防备感，对高科技事物一窍不通，骗子只需设一个小小的局，就可以骗到他们。

但最容易被骗的群体，也是最容易成为反被骗的群体。以此为突破口，黄智成结识了办理“曹八喜”案的检察官朴熙秀，一步步牵扯出该诈骗案背后的政治势力。

电影以极为简单的方式告诉大众，一场庞氏骗局如果能持续长达几年，那其背后所牵涉的各方势力，不能小觑。而要真正消灭这一骗局，不将其背后的势力一网打尽，就等于在制造下一场骗局。

一贯的韩式反政治套路，一贯的韩式“自黑”，却让人们不由得反思骗局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何杜绝骗局的一再发生？在骗子一骗再骗时，监管部门在哪里？面对层出不穷的骗局，人们又该如何防范？

欲望，被认为是骗局存在的根基。但欲望，又是人的本能。换句话说，不管怎么努力，骗子大抵是除不尽的。

所以我们更该做的是，加强监管及提升百姓的防范意识。为此，电影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解决方案：第一步清除黑暗政治势力，第二步将百姓变成“骗子”，第三步解决骗局本身的涉案人员。

如果不能先清除黑暗政治势力，监管可能就是一张白纸。就像电影中，当黄智成威胁要将“曹八喜”贿赂政府官员的证据公布于众时，检察官朴熙秀不无蔑视地说，媒体都在他们的掌控范围内，是不会发布这些消息的。

因为黑暗政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玩意”，而是一群人的“狂欢”。他们视人命如草芥，只要有人挡住了他们的仕途，他们就会“遇佛杀佛、遇魔杀魔”。而一场骗局，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场博弈，一场为自己仕途开路的利益博弈罢了。

当黑暗为房屋添上最后一块瓦，那光明即便再强，也是难以穿透瓦片，照亮整个屋子的。在这里，电影又提出了一个命题：当仇人就在眼前，你会选择怎么办？

有人选择手刃仇人，有人选择诉之以法。一个是自我愤怒的释放，一个是正义战胜邪恶的典范。前者简单粗暴，后者艰难多险阻。可简单的杀人，并不能让伤害褪去、死人复活，更不能让后来者安然无恙。因为以恶制恶的方式，并不能终止恶。

纵观当今世界中，似乎只有坚守法律这条路，可以给黑暗的屋子提供一缕缝隙，让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群，有机会迎来阳光。

但电影却对这样一条看似唯一可行的路，都抱有着深刻的怀疑。因为如果法律的制度者和管理者本身就是黑暗的，又何来光明照耀之说？

为此，电影给出了另一条路：自上而下不行，那就自下而上。既然法律不给力，那我们就以人治人、以骗制骗。

在电影中，受害者和骗子之间，其实就差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强大的信息收集能力；一样是高超的演技。受害者要翻身做主人，就必须填平这两大鸿沟。

于是，在黄智成的带领下，高锡东、春子、金科长等人摇身一变成了“骗子”，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方式，将骗局背后的黑暗政治势力一一引出，并最终完成了“以骗制骗”的胜利。

但正如以恶制恶不能终止恶一样，以骗制骗也不能终止骗。不论是黄智成还是高锡东的人，他们实行反击战的最终目的，是将坏人绳之于法——那个他们并不曾相信的东西。

是不是很讽刺？更讽刺的是，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却止步于“报复”本身。打着继续追寻“曹八喜”的旗号，独占这那些本该归还于受害者的300亿韩元。这也许就是“既想利用法律，又不想相信法律”的真实写照。

这也许也是自下而上的最大局限。就像历史上曾不断失败的农民运动一样，赢得了胜利之后，这些曾怀抱为民请命初心的农民们，又将自己的欲望释放了出来，最终走上了和前人一样的路。

一场诈骗与反诈骗的“罗生门”，其实不过是在质问大家：那个本该人人信仰并为之遵循的法律，为何会屡屡被束之高阁？

在持续发酵中的钱宝案，人们会选择不相信官方信息，却一心一意地相信着张小雷。也许就是因为人们本身对“法律”并不全信，只是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法律”罢了。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写道，我们的自由政治和司法系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圣、无法分割、无法改变的内在本质，这点让世界有了意义，也是一切道德和政治正当性的来源。

但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什么自由意志，而是荷尔蒙、基因和神经突触，也就是说我们和黑猩猩、狼、蚂蚁等并无不同。

所以我们会在遭受过政治黑暗后，一边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一边又怀疑着法律本身。

就像手机、钱包被偷了，我们会报警，却不会确信它们能回来。

就像一再爆发金融诈骗，我们会报警，却不会确信被骗走的钱能再回来。

……

如果法律真的保护不了受害者的最终诉求，那么“法律无用”也许终将变成人心头的一颗“朱砂痣”——用之不及，弃之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