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乐后随想曲

但凡了解古典音乐史的人，都知道19世纪围绕瓦格纳和勃拉姆斯（前者比后者大20岁，所以我把瓦格纳放在前面）的音乐观念展开的大（kou）论（shui）战。我不是什么瓦格纳派或勃拉姆斯派，对于音乐并无什么偏见或成见，只不过，由于一度浸染于瓦格纳乐剧，现在又奉布鲁克纳交响曲为圭臬（当然二者的音乐语言有显著的区别），所以我在听勃拉姆斯的作品时，虽然会动容，但其形式上的复古有时又令我难以理解。

现在看来，瓦格纳派和勃拉姆斯派的口水战是可笑的，我之前的想法也是可笑的（我这里指的瓦格纳派或勃拉姆斯派，并非如当时双方各自圈出的对方阵营里的人物，而是指偏执一端、摇旗呐喊的那些人。否则，以瓦格纳对晚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之深，我岂不是在否定晚期浪漫主义）。瓦格纳宣称：“交响曲已死。”并致力于打造其综合艺术的乐剧，嘲笑勃拉姆斯等人所谓的纯音乐。勃拉姆斯的代言人汉斯立克则断言音乐的目的只是其本身，反对把音乐看成表达情感的艺术，而勃拉姆斯则是纯音乐或绝对音乐的实践者，偏执地运用古典主义的语言表现浪漫主义的内容。

但是，两派都有言不符实的地方。瓦格纳的乐剧实践其实正是在扩展交响乐的疆域。汉斯立克反对把音乐作为表达情感的工具，但他所赞誉的勃拉姆斯正是在古典主义的外衣下包裹着豪迈雄健和多愁善感的音乐。

那么，他们的言论到底错在哪里？瓦格纳是形式的创新者，但他似乎以为只有他所谓的那种乐剧才能代表未来音乐的方向，因而对意大利歌剧乃至器乐不屑一顾。他的乐剧，哲理和思想其实多于情感。汉斯立克和勃拉姆斯则误将古典主义形式当成绝对音乐本身，因而对于在和声、配器、曲式等方面显得大胆的浪漫主义技法大皱眉头。他们坚持的不过是古典主义而已，而非坚持真正的绝对音乐。

将歌剧或乐剧作为情感艺术的代名词，将器乐作为绝对音乐的代名词，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但我不是在怀疑那些坚持器乐创作的作曲家，相反地，我很敬重他们，因为他们在歌剧流行于世的时代能忍耐寂寞、认真专心地创作器乐作品，比如勃拉姆斯和弗朗克。而马斯内居然宣称交响曲无用，写歌剧才是王道。在这一点上，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轻视那种华而不实的流行歌剧）。恩斯特·库尔特指出绝对音乐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脱离了歌唱的音乐，一种是超越了人类精神的音乐。他还说，在巴赫的音乐中，反倒是器乐作品有很强的歌唱性，而声乐作品则表现了情感和精神的超脱。

瓦格纳派和勃拉姆斯派的问题正在于只看到了形式，而没有看到情感和精神，不论他们是提倡绝对音乐还是否定绝对音乐。勃拉姆斯复古无可厚非，只要他的作品能表现真实的情感就好。说到复古，其实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在曲式结构上比勃拉姆斯的交响曲更接近于古典主义。只不过，布鲁克纳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和声、配器等的创新，而勃拉姆斯与之相反。但正是通过这种创新，布鲁克纳才能创作出实现其精神高度的大规模交响曲。我之所以喜爱布鲁克纳交响曲，便是由于这种精神高度。结构不过是个框架，到了马勒那里，交响曲连传统的四乐章结构都被打破了。

我承认我绝不是一个中庸主义者，我对瓦格纳派和勃拉姆斯派的论战的思考也不是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这么简单。我热爱宏大崇高、苦难深重的艺术，所以对瓦格纳的综合艺术，对布鲁克纳交响曲的宏篇巨制与深邃神秘大为青睐（马勒说：“交响曲应当表现整个世界。”对这句话我是深深折服的，虽然西贝柳斯所说的严谨匀称的结构更重要的观点也不能偏废）。我不是那种只见大不见小的人，有时候一首小曲、一段重复的旋律也能令我感动得要哭，但对于创造者来说，宏大深邃始终是终极目标！

不单是作曲家，对所有艺术家来说，形式、情感和精神一直是无法回避的三样棘手的东西。

我也曾陷入对形式的迷思，但放任形式自流也不是好的作为。不管你是走极端还是墨守陈规，形式都在那里，无法抛弃。大部分先锋派作曲家的作品都只有古怪的形式，却缺乏实在的内容，这是我对先锋音乐不太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古典主义也有一定的套路，所以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浪漫主义。纪录片中西贝柳斯的研究者说：“西贝柳斯的作品继承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但不保守；指向未来，但又非现代主义的。他的作品是历久弥新的。”这是在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之间做出的最合适的（虽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对于音乐的评价，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从技法的角度，一是从情感的角度。虽然有些作品形式上显得传统乃至保守，但只要它足以引起情感的共鸣，它便是好作品。情感与形式不能无关系。不论中外，我总喜欢古典的作品，但是今人所做的赝古的玩意儿，就令我讨厌。为什么？因为以今人去模仿古人的腔调，剩下的只有自得的形式，而恰恰没有情感！这也是为什么我总强调形式的创新，看见那些总是同样的主题、题材不变的作品，就会在心里说：“总是这些老掉牙的作品。”

那么有什么永恒不变或历久弥新的呢？我想除了人类的情感以外，就是人类的精神了。这精神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的精神，一种是时代的精神。时代的精神也有很多表现，比如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我厌恶或反感那些不遗余力表现或颂扬意识形态的作品，但对于体现民族主义的作品则很感兴趣，比如德沃夏克、西贝柳斯、柴可夫斯基等民族乐派的交响乐，因为这样的民族精神是赋予其作品以崇高性的一个来源。肖斯塔科维奇在创作出《第五交响曲》以后说：“我无意于表现战斗的激昂，我只想表现战争的暴力带给人的恐怖。”他隐秘地拒绝了为强权的意识形态服务，他真正表现的其实是个人精神，那由无数微小的个体组成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