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杀人犯》：谁是真凶

（芷宁写于2017年9月6日）
 
      波兰影片《我是杀人犯（JestemMorderc）》的主海报设计颇具深意，也十分点题。嫌疑人和办案警察的面孔同时出现在海报中，以不规则的线条为割裂的分界线，由各自的半张脸拼成了一张有些扭曲又透着些诡异的面孔。整张海报被暗红色覆盖着，也以不规则的线条为分界线，形成深浅和亮度有别的色调，仿佛一种环境的笼罩。
       该片根据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波兰的真实事件改编，剧情虽涉及了连环杀手，却不似美式的惯用表达，波兰影人马切伊·佩普日察身兼编剧、导演、制片人数职，从而令他的创作意图尽可能得到准确有效忠实的表达，佩普日察的剧本设定很明确，他没有将影片的重点放在如何刑侦破案、如何探究犯罪心理方面，而是落在当一个错误的判断发生后，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事件的发展呈现出一错再错局面的必然性，这其中牵扯出更多的问题——时代背景、体制特点、舆论环境及人性特征，可谓林林总总，又百味杂陈。
       影片的氛围营造得压抑阴郁，场景画面冷寂肃杀，剧情架构清晰简明，叙事推进有致有序，剪辑较有特色。剧情始于一位重要大人物的侄女被杀，一位年轻的警官被任命为凶案调查组主管，致力于查找这一系列残暴杀害女性案件的凶手。而大人物侄女的被害令这起本就谈之色变的系列案件的重要性和关注度上升到无以伦比的地步，其中的利害关系可想而知，主管案件警官的年纪构成、职场关系、家庭身份、居住环境等等，都为事件以后的发展埋下了有力的伏笔。
       影片或许该有几个隐含却直白的副片名，如“泡制杀人犯”或“制造杀人犯”。起先的探案过程十分焦灼，毫无进展，各种招数都已派上了用场，甚至在彼时罕有的计算机也被用在圈点嫌疑人活动范围方面，因冷战对立的原因，上级驳回了警官提议的向对此类案件有经验的英国寻求帮助的要求，悬赏举报自然也在这些招数范围内，且悬赏似乎带来了破案契机，然而却是携裹着各种唯利是图的目的的。
       影片对男主人公的塑造较为成功，演员米洛斯拉夫·哈尼斯泽斯基对角色的内心拿捏得当，他将主管警官在所面临的困境下及自身欲望的驱使下，所产生的心理畸变诠释得入情入理，英国诗人琼斯曾说：“罪恶的意念必然导致罪恶的行为。” 于是，人性的暗面被唤醒、被培植、被喂养，事件的性质已然变了，警官已从有抱负的苦苦缉凶者变为了惧于形势又步步陷入贪欲深渊的“造凶”者。影片也以一些细节表达出这种转变也并非全部来自于权力和体制的压力，内心的恐惧软弱、不断攀升的各种私欲和职业发展野心，甚至侥幸心理都令他走向了这一步。
       影片有很多场警官和嫌疑人的对手戏，有拷问，有诱供，佩普日察也让他们面对面地对视攀谈，有一次警官甚至带着圣诞节食物前来，而那些看似具有人情味的攀谈诱导，却带着罪恶肮脏的念头，于是，被长期关押拷问的嫌疑人神情恍惚，产生了自我怀疑——难道真的是我杀了那些女人？影片还有一个对视的设置颇有意味——多年后，已是少校身份的男主面容鬓发已显苍老，且已然发福，他带着参观人员进入专为表彰侦破连环杀人案而设立的展览馆，并亲自担任解说，当人们离开时，他和展览柜里嫌疑人那栩栩如生的头模有个对视定格……
       自看到影片海报起，有心的观众就已不由自主地去思虑——究竟谁是凶手？人？还是所处的时代环境？看罢影片，究竟谁是真凶，观众自有定论。莎士比亚曾说：“任何彰明昭著的罪恶，都可以在外表上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不论侦破凶案展览馆，还是因此案而获益的人，在人前都是一副官方统稿的形象，然而以谎言维系的，终崩塌，片尾的字幕表示——波兰已于1990年拆除了这个臭名昭著的展览馆。
       就该片的完成度和所触及的深度而言，2017年上海电影节授予该片最佳导演奖，并非没有道理。
（杂志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