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者的伟大失败

1954年，曾参加过陪审团的编剧Reginald Rose写出了剧本《十二怒汉》，随即被搬上美国电视银屏。当时，Henry Fonda看过该剧之后，找过很多大片场表示自己非常愿意出演，却四处碰壁，大片场的制片人们认为该剧不适合搬上银幕。最终，Henry Fonda说服United Artists投资，而Fonda自己更是投了一多半，亲自担任制片人，这才有了1957年上映的电影《十二怒汉》。影片票房表现平平，而口碑奇好，成就了一部电影史的经典。1991年，日本当代最杰出的编剧——三谷幸喜，把《十二怒汉》改写为《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1997年，美国名导William Friedkin再次翻拍《十二怒汉》。2014年，北京人艺导演徐昂改写《十二怒汉》，并于2015年将《十二公民》搬上银幕，引起国内热议。相应的，其原作《十二怒汉》及后续翻拍作品也在国内获得空前关注。
        其中，受关注最少的，是日本翻拍的《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有趣的是，《十二公民》的导演徐昂，其舞台剧代表作是《喜剧的忧伤》，而该剧是改编剧本，其原作正是日本编剧三谷幸喜的《笑之大学》。
        《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讲述了一个单亲母亲涉嫌杀害其前夫而被送上法庭，法庭指定了陪审团裁定被告的罪名是否成立，于是，十二个普通公民受命作为陪审员，他们必须取得全体一致的裁定结果才能结束陪审员义务，“有罪”还是“无罪”？每一个陪审员都要面临人情与法理的无尽拷问，每个人都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内心深处，才有可能对被审判的女人负责，才有可能对丧命的男人负责，才有可能对自己的理智和道德意识负责，才有可能真正对自己生而为人的性情负责。
        从故事的立意看，日版的翻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悖谬，即日本在该影片上映时尚不存在陪审团制度。世界上的法系主要分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陪审团制度属于前者。而到了2009年，日本才针对严重的刑事案件引入了陪审团制度，也就是当判决将决定被告人的生死这种情况下，日本才会采用陪审团制度。由此可见， 1991年的《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其故事前提就已经是架空的了。在这个前提下，《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似乎多了一种假定性，看似荒谬，实则正是因为这个假定性的存在，这个故事反而传递出了一种普适性，即不论在世界任何角落，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存在着人情与法理的道德困境。与之相映成趣的，《十二怒汉》则是透露出一股纯写实的创作倾向，创作团队做出了三种环境，在半天的时间内，讨论室里的十二人先后经历了最闷热的空气、暴风骤雨、雨过天晴，三个充满现实味道的环境加强了可信度和代入感，结合其对宪法精神与合理怀疑精神的颂扬，天佑美国的光辉最后降临到法院门前，最能代表当时美国人精神的Henry Fonda维护了宪法的本质精神，以最理性的思维方式、最人道的道德确信，促成了一次完美的“合理怀疑”，挽救了一条生命，在《十二怒汉》云销雨霁的最后一刻，法的精神得以长存于百年影史。
        《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甫一开篇，就呈现了一派日本市民生活气息，十二个陪审员争相订购饮品，甚至酒鬼大叔还拿出糖炒栗子分给大家，茶话会的氛围破掉了裁夺罪行决定生死的严肃紧张。与《十二怒汉》截然相反，在座的12人都认为被告“无罪”，陪审长正要宣布一致通过的时候，眼镜男发话了，他决定改掉他的裁断，不该如此草率地裁定这个有谋杀前夫嫌疑的女人无罪。在眼镜男的坚持下，众人不情愿地回座，抱着“索性等等外卖饮品”的心理，听眼镜男开始分析案情，从推论单亲母亲有杀人动机，到证明被告人的反常行为，他先后争取到了老绅士和笔记狂人的赞同。继而现场的十二人，分化为“有罪派”和“无罪派”，在整个论辩过程里，最为精妙的剧作细节居然体现在吃吃喝喝。
        这群日本吃货先是在叫披萨外卖时，推论到被告人可能带着杀意赴约见前夫；而后，丰川悦司为了帮“无罪派”的阿姨争取时间，故意扯到披萨上面，居然又一次推翻了前面关于披萨的推论——以外卖披萨的分量远不是一个儿童能独自吃完的——很可能是被告人打算当夜回家与儿子一起吃，因此就不存在杀意。尽管这一推论，被影片的理性代表老绅士斥责为“伪善者”，可是，在披萨上做了两次人情推理的反转，使得观众跟随着陪审员们对人情的洞察做了一次暖意的回归，进而脑子不好的大叔推论出了“姜汁汽水”与“去死吧”在日文发音上的近似，从而质疑了作为证人的老太太的证言存在疑点。这一连串精彩的反转，无不建立在饮食细节上，从有罪推论到无罪推论，都是因为“吃”。关乎本能则自愿代入，观众无需理性判断都自然被带到剧情中，充分认同了人情逻辑与法理逻辑的对战，令人叫绝。以至于影片的结尾，陪审长递交的裁决书是连同作为“物证”的外卖披萨一齐提交的，三谷幸喜剧作的工整之美令人折服。
        除了日本电影一贯擅长的细节之外，故事对人性的洞察已经远超原作。影片开始，只有眼镜男一人坚持“有罪”，直到他春风化雨般地争取到超过半数的人都认同“有罪”时，他都能保持理性的思考。但是，当披萨和姜汁汽水大反攻之后，“有罪派”悉数投入到了“无罪派”阵营里，就只剩下眼镜男一人坚持有罪，此刻他开始失控，到最后，他终于被逼到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黑洞——他是被妻子甩了的男人，正被迫分居，他认为甩掉丈夫的女人都有罪！于是，最先坚持以理性精神去论证法理的眼镜男，被逼到了灵魂的暗室，显影了他自己的恶意和执念。此刻，我们方知，眼镜男根本就不是理性驱动的人。影片中唯一的理性代表，是老绅士。最初，他是唯一支持眼镜男“有罪”观点的人，而当终于有人支持“有罪”的时候，老绅士居然反水站了“无罪”！他的理由是，我只是觉得讨论下去很有必要，我只是喜欢讨论这件事本身而已！也就是说，老绅士根本不在乎被告人，也不在乎受害人，他在乎的是对真相的论证，他在乎的是理性思维的光芒。他之所以反复倒戈，是因为他只认同道理。而有趣的是，当两派胶着的时候，老绅士也失控了，他居然篡改游戏规则！老绅士太过自负于他的理性判断，一副精英者高高在上的嘴脸，他曾经是理性平等的化身，却因为对头脑不好的大叔大婶的鄙视，转瞬间成为独裁者的代表。这绝非人性的变异，而是一直以来伪饰的人性的深度曝光——正因为老绅士一直以来的优越感，才会导致他成为意见独裁者，才会有了信奉理性的人篡改理性的制度。三谷幸喜对人性的鞭辟，句句诛心。
        整个故事，都是作者以人情对法理的一次大逆袭，无论是披萨，还是姜汁汽水，最后甚至酒鬼大叔都推己及人地论述了被害人“因为难为情而装醉”的人性动机，成为“合理怀疑”的一块基石；而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婶，居然在碎碎念法庭证词的时候，突然启发了“合理怀疑”的又一块基石——证人证词与现场真实环境相矛盾。至此，所有的“合理怀疑”都建立在人情的推断上：只要你怀着“推己及人”之心，保有人性的仁慈，就能够发现真相，挽救无辜的性命。
        影片其实还存在一处悖谬性的“硬伤”，当两派胶着时，大家都在争取陪审长的一票，而陪审长却道出自己曾经作为陪审员夺去了一个人的生命。此刻，老绅士和丰川悦司代表的理性思考者给出了一个伪命题——如果我们定被告人“有罪”，但是不判她“蓄意杀人”，这样就是“伤人致死”，就不会因此背叛死刑。言外之意：我们判她有罪，但不杀她。这才是真正的“伪善”，令人惊讶的，连最开始最坚定的眼镜男都被劝诱同意了这个策略。而这个看似由聪明人制定的伪善策略，还是输给了人情派，因为她们坚信人性的本善，绝不容许这种中立的灰色存在。其实，陪审团的任务是针对检方起诉的罪名裁定，而无权任意更改罪名，更别提量刑。编剧之所以冒着硬伤还坚持这种设计，显然是出于对人性的呼唤。
        从《十二怒汉》开始，《十二怒汉：大审判》、《十二公民》都是最初坚持理性思考的主角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是对制度的颂扬、对理性的肯定。但是，《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恰恰相反，故事最初坚持的主角——眼镜男，从始至终坚持“有罪”的主人公，面对人情，全面溃退，反输给了自己的人情。然而，全片虽然以倡导者的失败告终，却成就了人情的胜利，所有的弱者出于对人情的捍卫，拼凑出了最具人性光芒的缜密推理图，达成了伟大的“合理怀疑”，挽救了鲜活的生命。当全片终局，大婶把主角落下的手帕叠好递还，用最具日本母性的关切口吻道了句“お元気でね”，感人至深都在这一句波澜不惊的日常里。
        三谷幸喜作为日本当代最杰出的编剧，并非只停留在“人情的名义”这个层面，而是时刻不忘幽默地自嘲。影片尾声，门卫送走陪审员，依次收回他们的身份卡，这里有两个人先后坦白了他们的“谎言”。丰川悦司为了给弱势的“无罪派”打气，而谎称自己是律师，其实他只是扮演过律师的演员而已。老绅士曾公然贬损笔记狂人的判断力，最后还是坦诚自己撒了谎，而后他留了名片，翩然告辞，余味未尽。
        其实，又何止两个谎言？《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这部影片本身就建立在一个谎言基础上。然而，正是一个又一个源于人情的谎言，送给全世界影迷一份伟大的礼物——它提供了《十二怒汉》的另一种视角：失意者的一次伟大的失败，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