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卖人头的故事

晚清政坛的奇闻怪事不可谓不多，在正史、野史中层出不穷，而文学影视更是将其三炸五炒，像《银鼠》匪夷所思的肛门盗银，《投名状》至今未解的刺马案，《京都球侠》令人汗颜的中国足球，《一代妖后》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估计三岁小孩看到这些也要叹上一句：大青果吃枣药丸！

《老少爷们上法场》也同上段那些荒唐事一样，改编自清末的历史事件。其创作基材是骇人听闻的“天津教案”。

暂且不谈影片，先说说历史事件的大致经过：同治年间，疫病横流天津卫，小孩经常莫名走失，法国驻津的育婴堂（相当于福利院）成为被怀疑对象，坊间流传“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的传言。民间组织“水火会”亲自取证告发，但司法程序未果。同时，天津知县也去与法国驻津领事理论，不料知县的家丁被后者射杀，围观百姓在民族、宗教的双重冲突的激愤中打死法国领事和随从，冲进教堂，杀死神父、修女和职员，焚烧教堂和领事署。而事后，清廷却本着“一贯的对外方针”来处理——道歉和赔钱。当然，除了同治爷的亲笔致歉信以及50万两雪花纹银外，最为人不齿的就是残忍地杀害16名同胞，以示“谢罪”。

《老少爷们上法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清廷卑躬屈膝，跟法国人讨价还价后，责令地方官员“捉拿”这16名“凶犯”。显然，是“捉拿”还是其它手段并不重要，是不是“凶犯”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凑够“16”个人数。毕竟只是做样子给法国人瞧，洋人也不知道凶犯是谁。不过即便只是走形式，面子上也要过得去，倘若在法场上喊出个“窦娥冤”就有点小尴尬了，所以这16个替死鬼必须走得心甘情愿。于是朝廷拨款给天津道台、巡抚买人头，每颗400两。耿直的道台无可奈何，而巡抚则大包大揽，并背着道台把这丧良心的差事交办给自己亲外甥金螃蟹，每颗人头200两。金螃蟹贪财心切，却深知难度太高，于是“分包”给街头混混二狠子，每颗人头100两。于是一场波及天津各个阶级的买人头故事上演了，卷入其中的有含冤受辱的强举人、卖身葬父的邋遢张、一心求死的李八疯子，甚至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二狠子……在金螃蟹的坑蒙拐骗和威逼利诱的攻势下，他们悉数聚集在大牢，等待无情的宰割。然而戏剧性的是，众人在另一个小人物青楼义女艳秋的帮助下识破了真相，并取得主动权，在死牢中与恶势力斗智斗勇，尽最大程度地伸张正义、拉奸佞下水，只是深知国难当前，不忍全身而退，故而还是慷慨赴法场，在百姓送行时更是放声唱出全片最闪耀的那出戏。

影片歌颂了好汉们为国捐躯的深明大义。在浩劫面前，乡绅、穷人、书生、地痞、儿童等不同身份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结为“反抗压迫同盟”和“救国统一战线”。此外在狱中桥段，观者们清晰地看到，对于逆境中的老弱病残，最需要的一是不屈不挠的小强精神，二是群策群力与团结协作意识，三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勇气魄，基于这些才得以制衡敌对力量，完成从“晚节不保”到“死得其所”的华丽转身。

作为一部小众的独立电影，笔者认为其处处闪耀着可贵：从体裁上看，此片是历史片与Cult片的交融，既有历史背景的厚重感，又有天马行空的戏剧性，尤其是法场桥段别具一格；从创作时间上看，八十年代是国产电影发展的重要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的审核环境相对宽松，催生了第四代导演们像《老少爷们上法场》这样妙手偶得的上乘佳作。客观上讲，在现在很难具备复制的条件。

影片依靠丑角与小人物拼成的主线，对小人物们命运的塑造细致入微，这也得益于李幼斌、倪大红等戏骨们表演的张力，把角色的光明和弱点深度挖掘出来，也把愚昧平民的思想形态和贪腐酷吏的政治手段暴露出来，观者们看完不禁要感同身受地说“这很天朝”。

另外，浓郁的地域文化也是亮点之一，影片再现了天津卫市井人家和三教九流的生存状态，处处彰显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天津传统街头文化。说到文化又不得不提语言，众所周知天津方言带有难以名状的喜感（唯一遗憾是李幼斌的天津方言讲得不是很6），这种喜感贯穿了整部影片，自始至终反衬着好汉们的壮烈故事，相信曾让很多观者笑着流出了眼泪，不知在这点上导演是否借鉴了前南斯拉夫电影惯用的手法。

在影片高潮，众好汉端起了粗瓷大碗，一饮而尽，身披戏服，摔碗而去，生旦净末，且歌且行，偶有围观群众插科打诨，爽朗一笑，气吞山河！

只见带头的将一把把纸钱抛在空中，高唱：“走过了望乡台，就看见了阎王殿，二百银子卖了命，再给咱撒点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