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的故事

“我们触碰，像影子一样，汇成午夜的太阳。” 影片开头，是印度北方邦冬天常见的夜晚——弥漫着雾气，除了驶过的火车，只能听见虫鸣和狗吠。 街上空无一人。电影的主人公缩在一辆人力三轮车上，回到他的住处。他们在一栋老旧的三层楼房外面停下来，主人公先走了上去，三轮车夫随后。镜头停在远处，只能看见二楼一间屋里有一盏灯，开，关，开，关，开，关……这个镜头很长，它没有去探索那屋里发生的事，而是摇向另一边，两个男人正一边拿女人的性欲开玩笑一边走进了相同的一栋楼。很难猜出这两个人的身份，他们带着长棍，但又没有穿制服，不知道是警察还是民兵，或者其他人？很快，二楼那间屋的灯再次打开，我们听见打斗和喊闹。 然后观众被带到了德里，跟随《印度邮报》的实习记者迪勃的调查，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也开始渐渐了解电影主人公的故事。 电影主人公希拉斯是北方邦阿里格尔的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一位语言学教授，六十四岁，单身（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用马拉地语写诗，研究地方小语种民歌，常常喝酒，性向流动（这只是猜测，因为电影并未刻意强调他的性向）。在他所授课的阿里格尔大学（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他的课实在冷门——马拉地语，每年只有两三个新生。 影片开头的那个晚上，他正与三轮车夫伊尔凡在自己家中亲热，两个自称记者的男人冲进他的家，一边给给床上的两人拍视频和照片，一边挥舞棍子殴打他们。第二天这件事出现在当地各大媒体的头条上，并在一天之内扩展到了印度各地。希拉斯躲在家中，不敢去学校，那里有许多人正在激昂地责骂他的行为，镜头中的人群装扮呈现出一定的宗教性。大学给他做了停职处理，并很快就将他从大学安排的寓所中赶了出去。他不得不开始四处搬家，寄人篱下。 希拉斯的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那时刚好印度宪法短暂地将同性恋行为视为合法，也确实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因此，这部电影也难免，庞大社会议题是它的主角之一。但同时，它也有许多难得的细节。一方面因为电影的基调像一首诗，另一方面，毕竟，这是一部讲尊重个人的电影。在印度当代社会背景下，需要被尊重的不只是一位教授，也不只是一位“同性恋”受害者，这部电影想讲的是所有人。 电影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希拉斯教授的经历，一条是记者迪勃的经历。两条线短暂交汇，更多时候是“平行相关”，即虽然彼此平行，却息息相关。 迪勃作为记者，生活在首都的年轻人，似乎是整个事件以及教授这段人生的旁观者。这个年轻人接受过现代教育，听着最流行的美国HipHop，在印度最“西化”的场所之一工作，他看起来很自由。 但实际上他也不得不面临自己的隐私被房东侵犯，更糟糕的是，他们的侵犯是无意识的。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种被侵犯和希拉斯教授的被侵犯形成了一种对照。 迪勃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骨子里的反叛。影片中他的同事常常说他小气，比如去北方邦做调查的时候，他会为了省一笔钱选择骑自己的电动车。很快我们就明白了个中缘由，他要还给父亲一笔钱。这是因为读大学时他违背父亲的意愿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印度大部分人有着强烈的大家庭观念，即使在海外，这种观念也常常是一种潜在的行为导向。人们太习惯互相干涉了，家庭内外都是如此。因此，在印度传统家庭观氛围中一个年轻人为自己的人生作抉择依然是很难的事情，但迪勃做到了。 第二次两人的生活形成对照，是迪勃与女上司在天台喝酒亲热，同时镜头切到了希拉斯教授和伊尔凡亲热的场景。同性之爱和异性之爱，是一样的。 此外我想再说说希拉斯教授的扮演者，Manoj Bajpai。演这部影片的时候他才四十多岁，却要演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而且还是一个生病的人。他在影片中常常缩着身子，仿佛很冷，很畏惧，也总是行动迟缓，回应他人的责问时，一脸的虚弱，同时还有愤怒。可以说Manoj Bajpai通过这些肢体和申请的细节，让角色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和现实中的印度一样，影片中的印度并不是绝对的保守。被大学停职之后，希拉斯教授也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以至于他最后赢了官司——虽然他并不太在意这件事了。当希拉斯教授从北方邦来到新德里时，他发现原来新德里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同时还热爱着他的诗歌。这种事情在阿里格尔是从未发生过的。 按照我对印度比较初步的认知，其宗教保守势力或极端右翼大多都是在北印（新德里比较多元化，算是北印的异数），南印则相对开放一些。我想，可能是因为南印多低种姓者，他们早先的一些民主活动为南印的开放奠定了一些基础，此外，是南印的海外贸易，使它与外界的交流更多，人们也更容易接触到不同的价值观。当然，保守势力带来的一些社会冲击，其实在南北都有。另外，这些保守势力并不意味着传统价值，影片中的希拉斯教授实际上是一个维护传统文化（诗歌、地方语言）的人，但他也正好成了这些保守势力攻击的对象。 最后想讲一下影片中涉及的关于新闻媒体的一些情节。 当希拉斯出事的时候，那些媒体圈的老油条们不用去调查，就先给事件定了一个性，贴了个标签。这是做新闻报道常常出现的问题，也不能怪媒体人，因为他们必须高效率地完成报道，因此，对所发生的事件有一个预先的标签可以很省事。但提高效率也不止这一种办法。如果要报道一件事，最好先不要去贴标签，先想清楚这是一件什么事，这件事有什么问题。否则，制造舆论的人，也被舆论拖着走。 影片结尾处，迪勃正在采访一起事故，那个女人的亲人应该是在事故中去世了，但他并不能理解这个女人为什么如此伤心。紧接着，传来一位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人去世的消息，他才对这个女人产生共情，明白她失去了什么。于是试着安慰她，也安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