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用一种“精神服丧”去得到情绪解脱与历史推责?
纪录片需要何种批评?
吕新雨教授曾写过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她提出当下的几点问题:
①纪录片必定要反摆拍吗?
②如何看待社会现象中三观不正的议题?
③如何看待“过度煽情”?
我非常的钦佩《二十二》导演对这一题材的关注和跟踪,这是一个大工程。议题本身是非常沉重的,并且他也找到了他的角度,试图写人而非“慰安妇”。
但,多多少少,22都有点争议。我需要说说这部纪录片的问题。
一
切入点问题。
他用看似真诚克制,回归普通人的视角去书写老人们。唱韩国故乡的歌曲,说招待的日本话,这本身都是非常细腻的。但在当下纪录片视角中,有一种特别偷懒,即宣告“他们都是普通人啊”——这样看似真诚而具人文关怀的叙事视角。举个例子《摇摇晃晃的人间》,包括《我的诗篇》,所有对这类人文性的记录,都从他们的原生家庭切入,婚恋状况、人际处境,但无关他们的内心。
之间看过一部因朝鲜半岛南北问题遗留下的一批人的故事《送还》。
北朝鲜人到韩国进行间谍活动,而之后就被拘押滞留在韩国,他们有一批老人,想要回到朝鲜,因为家人就在那边,而有些人却想留在韩国,因为朝鲜并不接受他们。切入点在个别几个人身上,就能非常深入地看到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二
落点问题。
所有人物的落点都在表现受害者们眼眶一红,几度哽咽,痛苦的表情和不愿提及的过去。偷懒。其中,有一个拒绝拍摄的老人,这个行为本身是值得深挖的,但他处理方式非要让我觉得对方因为太过苦难而不愿提起、或是怕别人说闲话、唏嘘不已的这种后来视角。
没有事件。把情感作为唯一着力点,以至于都失去了纪录片影像的意义。仅仅是对苦难的抒情。贾科长有一段话:
“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这也是获得话语权力的资本。”(贾想,P29)
那这样的题材,我们该如何操作呢?大旗虎皮有在《大屠杀的目光伦理》中归纳过逐层递进的创作意图:
还原—归罪—反思—对反思的反思
这是《辛德勒名单》的基本框架;就比如说大屠杀(特指犹太人那个),表象是这个,但背后是独裁政治,种族歧视,道德失序,民族仇恨,野蛮战争,理性的倒塌和良知的泯灭等等“恶因素”。
那慰安妇问题的背后是什么?这或许是我们记住历史需要去思考的。
那回到这部影片,在22中,还原做不到位,因为毕竟死亡和历史难以还原,但至少,拿点史料吧,除了名字,信息量极少;归罪,也是蜻蜓点水,一个观念统摄全片;更不用提反思和对反思的反思了,根本没有。
因而我怀疑他的意图。是否是用一种“精神服丧”(大旗虎皮语)去得到某种简单的情绪解脱,责任啊因果关系都推给日本、战争、时间。
尤其我不喜欢他最后的从冬日到春天的摇移镜头,甚至用到了特效,太过抒情。
三
镜头语言的道德感。
22为了增加诗意感,极度减少叙事中该有的信息含量,用大量换着花样的空镜,去填充采访间隔,以此来凸显情绪。什么留白空镜,实际就是煽情,这个题材如此宝贵,我宁愿它只有揭示作用,修复记忆,记录事实。
的确用缓缓平移摇镜头升格这样的影像修辞是可以产生默哀式的目光,但是,只有缓缓,没有推进——形式是有了,内容没跟上。看不到任何再往深里去的东西,一切都太平面了。不能总是依赖“你懂的”这种不可言说的共识性情绪。
沉缓肃穆的空镜头,没有反思或者其他,也只是充斥了情绪,这就是一个葬礼进行时,贯穿始终的默哀仪式。导演提前就给他们办了场在葬礼。
四
我们是否需要,用倒数的数字来提醒我们对历史“遗忘”的恐惧?
22个老人到拍摄结束,只剩下9个幸存者。我不喜欢用死亡提醒的方式去记住历史,这样,我们只记住了数字,没有人。
但是啊,生命的倒计时,是非“人”的。太习惯大叙事了,罗列,平铺,流水,少一个都不行,分到每位老人身上的时间,可能不足10分钟。在快速消费中,让公众得到某种情绪上的宣泄和满足。以至于所有老人都成了名字,区分是有的框起来了,有的没有,我们习惯于这种符号对人的概括。
五
表演?
@比邻 提到,很久以前应该是在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有一段话比较有印象,大致意思说的是,这些受害者们在家里每次一看到媒体记者前来,就知道自己要准备干嘛了,他们不厌其烦地讲述一遍又一遍,就是描述他们条件反射已经就像日常生活了。
这在《摇摇晃晃》里就很多,你说这是“表演”吗?又好像不是,但自我意识以及行为修饰,都会有一种非真实的表现状态,这就要求导演作为观察和呈现者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不喜欢的就是余秀华的表演感,但我不能说老奶奶有表演。
六
经@武者小路 @南子 提醒,影片中有几个部分非常值得深入:
①罗占学因中日混血,终生未婚。
②慰安妇幸存者的生存现状的堪忧,小康氛围下的低保处境,政府的缺失,和民众的势单力薄。
③历史的本质是日本造成,但遗留问题的责任在哪?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所有战争赔偿。
④被掳走的慰安童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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