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曾把生活与城市，当做自己的川久保玲T台秀？

川久保玲总是说：
“你必须更加努力，
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



我想人生，即是如此。
最近常常听到“表演型人格”。往往一个概念在脑海中冒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混淆视听，然后莫名其妙的就将其留在了记忆深处，拔也拔不去。
这跟我平时很喜欢看星座物语的道理一样，因为人本身的复杂，我可以认识、接触和爱，但是不可能了解和拥有。
在自己的人格长成中，我捉摸不透自己即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性格和脾气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流动。
但是我很清楚我目前做作的一切，都是在探索内在深处，在了解我是谁，来自哪里。
这个了解的过程，也许就是星座流行的原因，也是性格学形成的结果。

“表演型人格”更像是这样的一种族群：选择自己扼杀自己的心灵。
这应该作何理解？
如果我尝试着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完全肮脏的地方，无处不在的内在腐朽就像是一段段烂木头发出的臭味。从竞争体系到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关系，再到一些看不见尽头的生命的混沌，连我们将那些封在神圣殿堂上的爱情也是一种虚弱不堪的病态，那么我开始不想要再对这个世界坦露真实的自我了。

这个世界是从来不会让人享有充分的自由的，渴望自由的人，是绝不能够忍受自己按照腐朽的规章生活着。这是一个矛盾体，没有任何调和的可能。
那么自由该如何获得？
我想，我要做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建造一个自由的环境。
如同在一篇乌云之下，你撑起一个狭小的空间，是专属于自己的，这个空间不允许任何人侵犯。而在这个空间之外，“我”不再属于“我”，而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的伪装。
这个伪装当然也是可以称之为我的，这个我是能够被任何东西控制，例如欲望，情感，物质，禁忌，法则等。就像是另外一个更为巨大的混乱的虚构的城堡的主角一样。
生于城市接触的，大多是类似这般虚伪的多栖怪物。

我也是个表演型人格很强烈的人。
这种表演，首先是基于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任，以及对于每个独立个体的人的不信任。我不信任自己的感情，所以我从第一次情欲滋生时，就开始克制，然后选择一种最复仇式的方式去接近喜欢的主体；
我也不信任我能够被别人所爱，所以一旦遇到喜欢我的人，我会架设起多倍数的防护罩，来将所有心怀好意的他们阻挡在自己的百米之外。
但是在抛却这爱与被爱的相互需求之后，我却难以继续进行生活的享乐，也不能够从中找到分毫温情。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逐渐厌恶了这样的人生。
 
如果去骗自己，谈一场恋爱会怎样？这是一种未知的可能。
但是因为虚伪的表演和迎合，把欲望当做唯一交往的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也会发现作为情感的替代品的那一位，会逐渐融入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成了你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每一段逢场作戏的感情，都能够成为我某种形式上的作品集一般，一连串的朋友和与朋友之间发生的故事，形成了既定的逻辑和循环，表演模仿着表演，形式模仿着形式。
 
工作也是一样，这混迹的几年，待过大大小小的公司，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有几家，但是几乎每一段工作的旅程都像是原来既定工作模式的复制，就连接触的人，每天发生的事，都仿若曾经发生过，记忆深处的故事与情节被翻涌出来，遇到同时之间的玩笑，便放声大笑，就算是在曾经的某个时候，这种笑声以同样的形式出现过。
这种人生的苍白（姑且说是一种苍白），是一种自导自演的过场，无疑是令人悲伤的剧目演出。
但是，我不能够否认的是，这种似乎“就这样吧，也没什么不好”生存学，每天都重复着同样事物的庸常，是一种更加类似于日式的侘寂美学。

横滨玛莉在这部片子中留下的轮廓，在我这与川久保玲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合度，同样的，与草间弥生也有很多共通的特质。这也是日本女性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身上浓缩的人性的特质。
但是，这种根据时代特征去给特定的一个人群进行特征化，不是我的专长。
我更加相信，生活在当下这个时间段中，用任何和平的温婉的绵里藏针式的坚韧力量，对抗和坚持着一种风格，一种作派，这种能够与时间抵抗并且不朽的东西，正式横滨玛莉为什么能够闪闪发光的所在。
已经记不清在哪里看到的关于川久保玲的评价这样写道：
她总是不断向前看，而不是总回望，她设计的服装正式秉承了这样的理念，川久保玲最擅长的就是让这个球一直向前滚动，而不必在意竞争。这也是我们内心一直专注的事情。
这正是横滨玛莉穷极一生在做的事情，也在论证一个道理，人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必须学会表演。

说玛莉是个具有表演型人格的人，似乎有所不妥。
但是她无与伦比的坚毅和高傲的确符合表演型人格的所有特点。
我不讨论时代背景，我讨论的是一种生存学，也是一种原罪式的恶。
电影将玛莉当做不在场状态的存在，所有的故事碎片的拼接都是通过周边的人回忆和叙述。就好像这个佝偻这老妇人在横滨这座城市，经历一场几十载的苦行生活。
涂白着脸，也不跟别人说话，高傲的行走着。多少年过去，人们都记得了横滨的玛莉小姐，像是记住了一个地标性质的建筑或者雕塑。
但是战后的日本还是善良的，像是拥戴着不同的生命形态在自己的世界充当着美景。
玛莉在年轻的时候是个才华横溢的妓女，也是当时红极一时的花魁。

元次郎在回忆玛莉时，没有过多的笔触强调她情感的部分，而是更多倾注进了寄托在玛莉身上母亲一般的光辉。
他曾经对自己的母亲犯过罪，他因为母亲的改嫁说了最不该说的狠话。
在元次郎自己的生命终点的时候，他说和玛莉之间的缘分，是他某些方面对于母亲所有罪恶的忏悔和弥补。
这是十分震撼人心的一条情感脉络，就好像一条拉开很长的线索，线索的两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对他人犯罪的可能，一种是自我惩罚的可能。
而两个人的命运就像绑定在一条绳索上，然后通过两条平行的维度进行漫长的人生话剧演出。
我在找寻一个恰当的比喻来比拟元次郎和玛莉之间的关系，像是月球在围绕着地球公转，但是在地球进入黑夜之后，月球再供给她充足的阳光。
这是一种互补性质的共生，就想玛莉在元次郎的身体里种下了某种抵抗的过悲凉的种子，然后元次郎在玛莉最需要他的时候，回报以最大的爱。

玛莉的爱情为什么会如此悲凉，但是会被传颂千里？
电影中有一段访谈提到的这个点，但是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被不断的放大再放大，让这部纪录片成了一部悲壮的爱情故事，悲凉而伟大的感觉。
但是用伟大去形容玛莉的一生，这只是一种很传统观念的做法，在我观影的体验中，玛莉更像是受嬉皮文化影响后的川久保玲，只不过她为了生活的某种高贵的姿势，用一种反形式化的反叛力量为自己妆容，然后选择孤独的成为横滨的传奇。
川久保玲的黑色、不对称、对于传统的无限挑战，代表的是一种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力的探讨。如此类比下来，玛莉与川久保玲的某种表演性特质，让她更像是将横滨的街头当作了自己的秀场。

她是否真的是在等待爱情？
答案我们也不得而知，因为到观影结束，你看到玛莉开始用自己真实的名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难以遏制自己的眼泪，以至于泣不成声了。至于这个痴情的女子手上是否还有那个军人送的戒指，已经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与其说是玛莉为了等待一段一生也没有忘却的感情而保持了自己的绝对反叛，倒不如说是对于生活的某种舞台剧式魅力的依恋，这种依恋就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动力。
每个人，都是有绝对支配自己的躯体去做任何事情的权利。
玛莉通过始终坚持这项权利，实现了一种“超我”的表演状态，一种苦行僧式的表演，用白色的脸与这个世界保持着相对比较安全的距离，与“那些人”的歧视和侮辱保持着安全线以外的距离。

电影的最后玛莉有一封时间不详的信件寄送到了元次郎的手上，其中有些段落足以让你按下暂停键沉思很久：
“ 我好想快点回到横滨，在这宽广的横滨的土地上，有我30年间的成长，还有很多幸福的事情，我也成了老太太了，但我仍然希望活跃在舞台上，对我来说，还有很多没有实现的梦想。还有很多高兴的事情。”
 
后来玛莉消失了。
就好像横滨这座城市全部都进入了一个神秘的状态，不是一种生命死亡的恐惧，而是人们开始习惯将玛莉当作横滨生活不可缺失的部分之后，那些汇聚成美好生活的一点一滴的东西，由表演所构成的东西一去不复返之后的失落和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