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郭柯：一个男人与二十二个“慰安妇”的故事
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八年期间，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在影片《二十二》开拍之时，中国内地仅剩22位“慰安妇”幸存者。
当光阴慢慢划过，时间抚平伤口，这些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的老人们，如今又身在何处，过着怎样的生活，经历着怎样的悲喜忧乐？纪录片《二十二》将于8月14日正式上映，我们与导演郭柯一起聊了聊影片背后的故事。
聊了很多之后，郭柯最终将自己导演时的心路历程落在了这一句话上：“我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
而一张剧照里的他则展现了另一种模样——郭柯坐在监视器前眉头紧锁，听着耳机里传来的翻译声入了神，认真得着了迷的样子让人很难再回想起他之前语气里的轻松与洒脱。
“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双重的。”他对自己评价道。
2012年，郭柯着手制作拍摄纪录短片《三十二》，将镜头对准了一个名叫韦绍兰的“慰安妇”幸存者。到了2014年开始拍摄长片时，只剩下22位老人了，纪录片《二十二》由此得名。影片还未上映便收获了许多关注，人们对郭柯的拍摄手法更是褒贬不一。对此，郭柯却自有一套评价标准：
“不是说你能拍到什么，而是你怎么去拍他们，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
她们和我们想像中的不一样
2012年12月初的一个午后，在广西桂林荔浦县的一个小村庄里，黑瓦红砖的房门前坐着一位老人韦绍兰。
92岁高龄的她每天仍要烧柴、挑水、务农事，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韦绍兰是一名“慰安妇”。七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期间，包括她在内的很多亚洲女性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并伴随监禁和暴行。
如果看过那些有关“慰安妇”的文章，你会发现，她们给你留下的印象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惨。她们身心饱受摧残却无以言说；她们晚景凄凉无人陪伴；她们利益受损却控诉无门；她们被当作历史的活证人，任人消费她们的苦难。
如果以“慰安妇”为关键词搜索，你还能看到“慰安妇不堪蹂躏”、“求死不得”、“慰安妇的血泪控诉”……等等。这一圈看下来，她们的生活似乎真的只剩下了痛苦与折磨。
但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
“当你真的接触到这些老人以后，你根本想不到她们是什么‘慰安妇’。她们就跟普通老人一样，就像是我们的家人，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苦大仇深。”这是郭柯拍摄时，那些老人们留给他最大的印象。
直到现在，郭柯依旧记得老人们热情招呼他们的模样。“会把家里的东西给我们吃，会担心我们那么多小伙子中午有没有好好休息。”于是，为了让老人家安心，后来他们在午休的时间就不去拍摄了，剧组一起休息到2点半左右再开始工作。“就像老年人看着晚辈一样，她也很爱护你。”
所以更多的时候似乎是我们，或者准确地说，我们当中那些善用媒体或者有话语权的人，认为她们应该是惨痛的、悲愤的。基于维护民族自豪感的需要，基于发泄民族主义情绪的需要，“慰安妇”这个词，便成为了一个最趁手的话语武器。
凡事皆有因果
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没有触目人心的画面，郭柯选择了一个更为温和的方式去叙述这个故事。这对于一部纪录长片来说是有一定风险的，大部分宣发公司和院线更看重的仍是片子的商业前景。但郭柯有自己的思量。起初他也想过要在“慰安妇”这个噱头上做些什么，但是随着与老人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发现这是一群需要他去尊重、去爱护的人，她们的乐观与善良让他想用一种她们觉得舒适的方式去记录下这件事。
“我觉得尊重她们要摆在最前面的，因为她们是长辈是老人，晚辈对长辈应该是这么个态度。”
这也是他想传达给观众的理念。面对这样一群人，你可以给予你适当的关注与陪伴，但无止尽的猎奇心理或是过度贩卖的怜悯和同情对于她们不会有任何帮助。
“我们其实也完全可以做到那样，让老人们说出那些残忍的经过，把片子拍得很“血腥”。但我会想，将来有人看到这样的片子，他们会怎么想？或者过个5年、10年我再去看，我心里会想‘原来你就是那样的人啊’。所以你是一个什么的心态去面对他们，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一个导演是怎样看待这个故事的，很大程度地影响着观众看待这个事件的角度。当作品面向大众，而不仅仅是个人情怀的满足时，这是必然要去考虑的。郭柯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很重要。
但如果除去了“慰安妇”这顶她们被强扣上的“帽子”，这样一群老人还有记录的意义吗？
对于我的疑问，郭柯认为，其实凡事都是有因果联系的，她们的经历是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记，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就足够说明一切。“就像数数一样，我不用告诉你一二三四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就从五开始讲，讲五六七八九，讲她们的现在时。”
片子里，有些老人家的家里挂有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在她们的眼里毛主席是带领着她们逃脱厄运纠缠的人，是带她们走向了新生活的人。湖北的毛银梅老人原名朴车顺，她的姓便是后来跟着毛主席改过来的。“我爱毛主席，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
郭柯还回忆到说，当时有个老人问他：“现在是谁在当毛主席？”在她们的眼里，毛主席是一个世代传承的职位，能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人都是“毛主席”。一切都显得那么理所当然。
还有一些老人会在不经意间说起了日文的问候语“你好”和“请进”；92岁的韦绍兰老人还笑着唱起了山歌：“天上落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通过一个个细节的刻画和展现，郭柯不仅拼凑出了当下慰安妇幸存者们的生活状况，更展现了她们那代人当时对于中国社会的普遍认知。
“我们更多的是想在片子里边通过内部的东西去做一些处理，去把老人们通过某些点连接起来。”
“我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
郭柯平日里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不太爱说话，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的独处。
最初想要拍摄这个题材是因为他在微博上看到过一篇介绍韦绍兰老人的文章《一个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孩子》，他觉得，自己能被这个题材所吸引“是顺其自然的”，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但相比起如今性格里的沉稳，郭柯年少时则显得叛逆多了。上初中的时候，成绩差，爱捣乱，高中甚至还辍过学。
正是因为这样的反差，郭柯觉得其实一切都是缘分。他小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长大了会去拍片子，他觉得“这都是老天爷给安排好的。”谈到关于未来的想法，他表示并不喜欢特意去规划什么，
“把当下的事儿做好以后，下面该做什么自然而然便会来了”。
在拍摄《二十二》这部纪录片的前几年，其实郭柯很少拍东西了。“我不是说不想拍，但还是想跟着自己的状态走，不用那么急功近利。”如今面对片子给他带来的荣誉和好评，他已经不太在意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这就够了。”
对话郭柯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在拍摄的时候肯定会有比较动情的时候，您是怎样处理自己的情绪的呢？
郭 柯：
控制吧，不要自己陷入故事里面。不要把她们的身份摆在太前面了，不然拍她们的角度就会不一样。尽量不要想她们是“慰安妇”，多去观察她们的生活，多去捕捉她们的生活细节，然后在访问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尽量跟她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多关心一下她们之后的生活和现在的一些心理状态。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那会不会觉得即使没有我们的关注，她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郭 柯：
当然了，老人过着她们的生活，该怎么样怎么样，老人他过着自己的生活挺好的。大家老是在某个节点，在某个纪念日的时候老是要把他们弄出来，这种行为或者这种做事的方式我觉得还是要思考一下，到底对与不对。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那这种关注对于她们有好的一面吗？
郭 柯：
比如现在很多大学生或者志愿者，他们就去老人的家里面陪着她们，我今年春节去的时候就发现有好多广西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他们就去老人家里边去住几天，就陪着她，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挺好的。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您会在意别人对您片子的评价吗？
郭 柯：
我肯定也会去看别人怎么评价嘛，但是能影响我吗，我觉得不至于吧。因为毕竟现在也30多岁了，也有一定心理的承受能力，也没关系。再说了，我只要时刻想着当初拍的时候不是要给大家看的，就能调整一下，自己心态自己调整嘛。至少我对老人的态度，我觉得这一点将来我也不会遗憾，这一点我觉得做到了就挺好。
所以大家怎么去怀疑也好，网上怎么去评论也好，我都能去接受。因为毕竟只有我跟她们相处得时间比较长嘛，我能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可能也没见过他们，通过一些初步的了解，当然会从一个导演的角度去评判。你的能力不行啊，你的手法有问题啊，我觉得都没问题。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二十二》这部影片的上映计划安排在什么时候呢？
郭 柯：
8月14日公映，7月7日開始提前點映。近3万民众众筹100万宣传发行费才得以公映，所以我们很珍惜此次机会。
文 / 郭瑾
编辑 / 黄炜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