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 is changing

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记录了一起案件：1967年，一个名叫琳达的18岁少女，茶叶进口商人的女儿，拒绝回马里兰的贵族学校，转而去纽约学艺术。搬到东村之后，她将家里寄来的钱全部用来买毒品，并沉迷于滥交。当年10月，她在一个遍地狗屎、蟑螂和垃圾的锅炉房里与一个流浪汉约会时，遇到四个黑人毒贩。琳达在被强暴四次后，与炮友一起遇害。

和不知所措的“瑞典仔”一样，琳达的父母永远搞不清楚，他们的女儿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从小性格腼腆，喜欢到俱乐部骑马。那一年，仅旧金山一地就有1.5万青少年离家出走，加入了嬉皮士的流浪队伍。那当然是一种在循规蹈矩的生活轨迹下不可能有的人生体验。然而那些做父母的收获的只有噩梦。他们给警察局寄去了数以万计的照片和寻人启事，有些孩子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菲利普·罗斯的原著对这场世代更迭引起的动荡写得更加深刻细腻，但电影不得不砍掉了大部分的絮絮叨叨。60年代的美国，半数人口在25岁以下。战后经济的繁荣使他们成为可以“随意去哪里，随意干什么”的一代人。与连岳所说的“中产阶层容易制造娘炮”正相反，那一代中产的孩子比钢炮更钢炮。他们真的做了莫洛托夫鸡尾酒，也真的炸了学校。佛罗里达大学校园在15个月内被纵火120起，最后发现是一群女生在比赛，看点着哪一侧楼能引来更多的消防车。

西蒙和多恩对此毫无预见。他们送梅丽学芭蕾，为她矫正牙齿和口吃，定期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后者竟然认为是他们过于美丽和成功，给孩子造成了压力，这又该怎么办呢？女儿对父亲索的那一吻，确实充满了暧昧的恋父情结，但为父的做法并无内心戏所纠结的那么糟糕。真正的失控还是发生在青春期。口吃造成的心理压抑，借着反战的话题全面爆发。从小锦衣玉食的孩子，开始指责父母是剥削者。而父母已经不能像上一代人那样，对出言不逊的女儿抡起巴掌。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叛逆顺流而下，直至抛弃并嘲弄一切道德和社会规范，其标志就是丽塔张开的两腿：她以玩弄这个寻女心切的父亲为乐，利用他的忧心似焚，逼迫他越过人伦底线，以证明中产道德的虚伪和“洛丽塔”的潜意识原罪。在原著中，她得逞了。

反正伊万自己是导演，实在睡不下去，就干脆改了吧。只是如此一来，人物精神上所受的伤害程度难免避重就轻。另外的一半压力，由妻子多恩的崩溃来补全。作为中产主妇，她应对这种灾难的资源更加贫乏，无非是歇斯底里、住院、整容和出轨。那是一条常见的自欺欺人的道路：把头藏在各种消遣的沙子底下，就成了所谓的重生。

而“瑞典仔”做了件要被如今的大号们喷死的事情——跟那个变化的时代争夺他的女儿。这是一个男人本能的保护机制：捍卫他的家庭、家人和注定过时的三观。他的父亲从雇佣那不勒斯匠人手工缝制再沿街叫卖起家，办起了手套厂。超市的老板一生兢兢业业地经营，直到飞来横祸。那一代中产的梦想，就是这样日积月累、小心翼翼地建造起来，却不料前面等着一个激进的60年代，把他们在幸福和呵护中长大成人的子女变成了炸弹客和不洗澡的印度教徒。这是历史的无情玩笑。它足以摧毁一个家庭，将昔日的金童玉女直接扔进支离破碎的中年。且不说，还有各种关于“原生家庭”的分析和罪名在等着他们。

由此看来，类似一套房子就能买断好几辈子保险的这种想法，近乎封建迷信。毕竟现在根本没人能知道，到那时谁家的韩少会死活不想读大学，只想做赛车手和流浪画家；或者谁家的露丝就是要嫁给邮轮上认识的杰克，而不是门当户对的威廉。无常和偶然性总自有方法，让那些严丝合缝的自我设定变成一个笑话。Time is changing，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无论欲望和野心，还是唯意志论的鸡汤，最终都将被这规律归于尘土。

1967年，写了《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的Bob Dylan因车祸退隐，在纳什维尔，远离声名和喧嚣，开始尝试做一个“不变”的民谣歌手。多年后，那些狂欢年代的孩子也会人到中年，回到再度平凡的人生中，回到被他们抛弃的父辈的棺木前。只有时光，仍然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