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給庸常者任何藉口，叫香港承擔一切罪名。

《一念無明》之好，無容置疑。她竟是一位年輕導演的首部長片，其攝影、演出、美術、服裝、剪接以至音樂各部門統合起來的工整和成熟，不可思議。更難能可貴的，當然是她的題材，從倫常慘劇的背景出發，到對精神病患的關懷，及至對社會的控訴，這在創作過程中不是「沉重」二字就解釋過去：幾多的情緒和鬱結要處理、要爬梳，幾多的迷思要自省與詰問？翻過這一座座大山，編劇的寫到尾，導演的拍到底，支持他們走完全程的，不是憤怒，不是勇氣（它們遲早都會成為創作過程中需要跨過的難關），只可能是信念－－－對故事的信念、對電影的信念，對觀眾的信念－－－這使電影有了靈魂，成為一個作品，也就是無論如何《一念無明》都值得你去看的原因。

縱使坦白說，我不喜歡。

《一念無明》對我來說並不是一部寫實的電影。在她的世界中，除了余文樂、曾志偉和鄰家小孩，其他每一個人幾乎都是魔鬼：宴會上市僧的賓客、冷漠的醫生、一致舉起手機拍病發的圍觀者與網上花生友、劏房鄰居、偽善的教友，電話另一端的弟弟，甚至是其他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編導對這些人的描繪，讓影片變得像荒誕寓言劇一般誇張超現實；它們化約為一個個標韱，不准答辯就被呈上法庭的「證物」，用以控告香港一條條早就被宣判了的罪名。

可悲的是，故事裡「這些人」被創作人標韱，與「這些人」對主角們的歧視與壓迫，兩者的非理性與粗暴，並無分別。以至一邊看一邊我很難受，我的同情（或說瞭解的渴望）並沒有落在余文樂身上，而是在無辜被臭罵的賓客、在一再被挪用的基督徒、累壞的醫生與恐懼的劏房户⋯⋯

以上牢騷，難免過於苛刻，但《一念無明》最少配得上嚴格一點的質問。你知道這在今時今代的本土製作裡有多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