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黎明决战》编剧何可可老师对于剧本的创作和感悟～值得一读！！！
写作电视剧《黎明决战》剧本的思考和感受
何可可
电视剧《黎明决战》首轮播出结束了。在播出中，有些好奇的学生问我关于这部剧的一些问题，所以产生了写篇文章梳理一下该剧剧作上的经验教训的念头。下面是我及我的团队在编写这个剧本前后的一些思考和感受。
一、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部主旋律？
这部剧不是我自己想写的，而是一次命题作文。2014年夏天，刘江导演通过他公司的副总王维明老师找到我，说有家公司准备拍一个公安题材的电视剧，有原型人物，而且已经有剧本了，但剧本修改了多稿也没能达到投拍要求，问我有没有时间接手。这个项目并不是刘江所在的完美公司的，他只是个人受投资方之邀担任总导演。我答应先了解一下再说，然后完整地看了这个项目原来签的那位编剧写的文学本，觉得很为难，因为原剧本提供的基础确实比较薄弱，人物非常脸谱化，共产党全是大义凛然，没有个人情感，国民党全是坏人，同样也没有个人情感；整个故事没有统一的主线，基本就是把原型人物的真实经历简单地拼凑了一下；尤其重要的是，那位编剧对主旋律的理解还停留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层次上，以为简单地歌功颂德就能让观众接受，这个问题影响了整个故事方方面面的呈现。紧接着我又看了主人公原型人物的传记，感觉不是不能写，只是不太好写。很快，我正式地跟投资方接触了一下。我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允许原稿的内容我一个字都不用，人物关系、情节、细节、台词，我全都可以彻底推翻重来，那我就可以接，否则这事就算了。令我稍微有些意外的是，投资方当场就答应了这个条件。于是，我组建自己的编剧团队，开始了创作这个剧本的过程。
在此之前我对主旋律是有抗拒心理的，因为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部改了十几稿最后还是夭折的主旋律电影剧本。这次的原型人物是中共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的首任公安局长、建国初期公安部的副部长陈龙，出品方有公安部宣传局和北京市委宣传部，我知道，这种题材，各方面受到的限制一定很多，各种审查什么的可能很麻烦，搞不好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但是，有两个因素最终促使我决定尝试来构建这个故事：
首先，这个故事的背景里有一个天然的戏剧性的因素，就是这是在共产党刚刚夺取了第一座大城市（能不能保住还很难说），国共力量对比还很悬殊的情形下发生的。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能预料到三年后就能取得全国胜利。前途未卜，风雨飘摇，你说了的话未必有多少人相信 ，做了的事情未必有多少人知道。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来自延安的共产党人想要管理好一座大城市的治安，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可想而知。所以，无论我们将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大背景里所包含的天然的戏剧性，都是可以大加利用的。这等于从一开始就给了故事一个跳板。另外，当时在哈尔滨还有很多的土匪、前伪满军警特工、日本特务，当然，少不了还有很多国民党方面的特务人员。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势力交错，这又给故事提供了一个可供培养的土壤。所以，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我首先看重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影视剧会翻来覆去写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的原因。——所以，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选择一个可供故事产生发展的背景，是特别重要的。
其次，在这个故事里，我有机会表达我对那段历史的个人态度和感受。也就是说，它能让我把一些我原本就想说的话放进去。我对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人，甚至是一些国民党人，是发自内心地敬重的。那时候谁都不敢说将来天下一定是谁的，做共产党人，随时可能献出生命，我觉得那种为了国家牺牲奉献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敬仰的。我们不能拿建国后党的历史中所犯过的一些错误来否定那时候的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想在这个故事里写出人的热情，人的纯洁，人的尊严。我在编剧团队组建时跟大家说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咱们得真信，不信是写不好人物的。这些执笔编剧全部是我的学生，都很年轻，我记得当时大家对这一点并没有表现出我所期待的反应，但我相信，后来在聊故事的过程中，我对人物身上那些理想主义的东西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多少对大家是有影响的。——我想说的是，对一个编故事的人来说，你必须真心实意地认同人物的价值观，否则，再高明的叙事技术都无济于事，最终只能让故事成为一堆毫无生命力的情节材料的堆砌，而永远找不到故事的灵魂。如果你不认同、不理解人物的价值观，无论如何都不要尝试去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那只能是缘木求鱼。
核心原因就是这两点。有了这两点，其它的障碍都是可以克服的，叙事技术上的各种考量更是不值一提。因此，虽然这是一次命题作文，但我并没有把它当成行活干，而是真切地投入了自己的情感和思考；越到后来，随着人物越来越清晰，各种细节的构思逐一产生出来，我越来越觉得这次创作更多地是在表达自己。
所以，我的看法是，不要惧怕主旋律题材，其实主旋律也是可能写出真切的东西的。
见到主旋律就不屑一顾或者望而却步，其实毫无必要，——对年轻的写作者来说，这一点是我的肺腑之言。
二、我们打算写一部什么样的主旋律？
整体来说，这部剧在剧本阶段的创作（我接手以后）是比较顺利的，我最初提交的故事梗概与最终的完成片之间，并没有大方向上的差别，所有修改都是技术层面上的；在主题层面和美学层面上，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这对编剧来说是很幸运的，至少没被逼着把剧本往一个自己不认同的方向上去拧巴。
从我接手剧本到剧组开始筹备，大概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文学本改了三四稿。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紧的，一般来说都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当然，我也碰到过签编剧合同到开拍也就两个月三个月的案例，甚至剧本还没写完初稿就开拍的情况。急就章肯定是好不了的，电影可能还行，电视剧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故事容量大，需要瞻前顾后的东西太多了。对我来说，一部三十集的剧本，六个月完成是最底线了，——这还是在团队技术熟练的情况下。所以，编剧能争取到更多写作时间，就应该尽量争取，对剧本质量一定是极有好处的。
从故事最初的种子开始，我们就确立了几个基本的原则：
首先是人物绝不能脸谱化，必须写出我们对人的真实感受，写出人心的复杂暧昧，不能写好人全好，毫无缺点，也不能写坏人全坏，毫无人性。这是我对团队的所有要求中最最重要的一点。在讨论故事和修改剧本的过程中，我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贴心贴肺地写”（这句话有时候我也在课堂上讲）。所谓贴心贴肺，就是尽可能把自己的真实感受放进去，顺着人物的感受走，不矫饰，不夸大，简言之，办人事，说人话。故事主要矛盾是国共双方，共产党代表当时更多人的利益，这个基本的立场是不能改的，但是，是不是反面人物就一定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呢？当然不是。所以，我决定把另一方的主人公设计成一个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她的政治立场是错的，但她是爱国者，她善良，有同情心。宋红菱这个角色是除了程樯之外我最早设计出来的，当然，程樯是命题作文的题目，这个是不可能去改的。我当时给投资方提交的一份对原剧本的修改意见里是这么写的：“人跟人斗才好看，人跟畜生斗没什么好看的。反面人物一定要是正常人甚至可以是道德上没有问题的好人。如果写出了真实人物的复杂性，简单的戏也可能产生巨大的戏剧张力；如果人物心理层次简单甚至是夸张离谱，再复杂的情节也无法产生艺术感染力。观众只关心他喜欢的人物的命运，不关心他不喜欢的人物的死活，无论这个人物拥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所以，建立新的人物形象很重要，决定这部戏的成败。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女主人公宋红菱，她是一个处于正邪之间的人物，她本来是程樯的恋人，出现在剧中成了程樯的敌人，最后她被程樯感召转变立场并牺牲，我们试图通过她的改变来表现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为什么能赢得民心，全剧中我们试图说的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连宋红菱这样信念坚定的国民党人最后都能倾向于共产党，共产党怎么可能不赢得天下呢？”
一个剧作者，写的全是自己相信的东西，别人都未必相信，何况你去写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呢？所以，能不能真的诚恳老实地对待自己的人物，这一点在编剧写作过程中看起来很初级，但到最后，可能恰恰是最关键的一点，它在很大程度上能改变故事的面貌。
这次命题作文，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点，就是绝大多数谍战剧都是敌在明我在暗，而这一部则是我在明敌在暗（虽然力量对比不悬殊）。敌在明我在暗，戏是好写的，因为正面人物会面临危险，观众会因此为他紧张；而我在明敌在暗，则很不好写，因为正面人物没有身处险境，所以很难营造出让人紧张的戏剧效果。这是一开始就给我们的一个难题。我们的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宋红菱、杨景修、金宇轩这三个人物的设定。我们赋予了这三个人物可同情的动机，可理解的情感，这样一来，会有很多观众为他们担心（即使在政治立场上他们是错误的），这样就多少能解决一些气氛先天不足的问题。设想，如果宋红菱和杨景修都是观众毫不关心毫不同情的人，那整体的情绪效果一定是很难做出来的。——对一部电影来说，可能未必需要这么做，但对电视剧来说，恐怕不这么做不行。很难想象观众会愿意看着好人三十多集都抓不到一个观众毫不关心其死活的坏人而仍然保持耐心。
其次，它必须是一个戏剧化的故事，而不能拘泥于原材料，做历史材料的简单堆砌。原编剧的剧本，在这个问题上是没解决的。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贯穿的、提纲挈领的戏剧动作。当时设想了很多种可能，为此我们讨论了一整天，最后，选择了“抢军火”这个戏剧动作。其实这个“夺宝”的动作在影视剧里并不新鲜，不对，是一点都不新鲜。那为什么我还是选择了这个动作来作为全剧的核心动作来写呢？很简单，因为它管用，好写戏，容易据此构建出各种戏剧冲突。一部电视剧，是需要足够的戏剧动力来推动故事发展的，戏剧动力如果选择得好，可以是事半功倍的；如果选择不当，很可能写着写着就发现写不下去了，没什么可写的了，只好拼出老命另外整出一个东西来提供戏剧动力，导致整体感有问题。所以，就算我知道“夺宝”是个老套的动作，我还是选择了用它来引导故事和人物关系，我当时的想法是，那我们就尽量在细节上做出一些新鲜的东西来。于是，就产生了金宇轩这个人物。金宇轩的主要作用，就是引发程樯和宋红菱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我们也在他身上赋予了另外的主题，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纯功能性的人物，——但这一点也是后来慢慢显现出来的，随着构思的具体化，他越来越多地有了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情感，开始有了面目，有了呼吸，有了色彩，——最开始的时候，他真的只是一个功能性的人物。这种眼看着一个本来不那么看好的人物慢慢地有了他自己的生命的感觉，是一个编写故事的人的最大的幸福。
第三，情节要复杂，但故事的内核必须简单。我在电影学院文学系上本科的时候，我的专业指导教师刘一兵老师在课上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故事不能用三句话概括清楚，那么这个故事一定是有问题的。”这句话我一直牢记，受益匪浅。此前成功的类似类型的电视剧，多少都是合乎这个规律的，比如《黎明之前》（同样是刘江导演的）的故事核心可以概括为：“地下党员水手为了挽救已经暴露的刘新杰，主动向敌人暴露破绽，用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布下局中局，成功地帮助刘新杰洗脱怀疑。”《潜伏》的故事核心可以概括为：“两个在性格、学识、经验上并不适合扮演假夫妻的人被迫在一起假扮夫妻，导致状况不断，险象环生，最后不但克服了种种不协调，而且产生了真正的爱情。”可见，成功的类型剧必须要有一个辨识度高的内核。情节可以无限复杂，但内核必须无限简单，否则必然成为一锅浑汤子。在开始构思的最初时刻，我们为了找到这个故事的内核花了很多时间，反复讨论，反复比较，最后倾向于这样一个故事内核：“在中国面临历史选择的关键时刻，程樯用自己的智慧、大义和牺牲成功地挽救了跟他政治立场敌对的爱人的灵魂，也因此保护了新生政权的稳定。”
我们在后面的整个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一直在反复检核我们当下的情节是不是跟这句话产生了有机的关联，是不是跑题了，几乎每天都有意无意地在做这件事。幸运的是，最终的整个故事都基本没有偏离这个内核。但在其中也犯过错误，我们曾经给关浩天那条线写了很多戏，跟韩秋池斗智斗勇、给程樯提供关于宋红菱的情报什么的，拍的时候也拍了，最后还是被导演剪掉了。关浩天的戏在完成片里留下来的，大概只有剧本里的三分之一。我想，导演之所以能在剪辑台上剪掉这些戏，其实核心原因还是这些戏跟故事内核的逻辑关系不够紧密，并不是说它一定就不好看。因此，编剧应该尽可能让每一场戏都跟主体产生关联，千万别写单摆浮搁的戏，否则一定会被剪掉，甚至在前期拍摄时就被删除。
第四，我们试图追求追求一定的质感。我们希望这部戏呈现某种色彩和调式，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它就有清晰可见的调式，有史诗感。我们设想的调式是，程樯和宋红菱各自的行动虽然在他们所处的政治立场上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但宋红菱是为终将逝去的旧时代唱一曲挽歌，而程樯敲响的则是新时代的晨钟。在一个情节剧化很明显的架构下，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可能最终我们做得也并不好，但当初我们确实是有过这样的愿望的。
三、其它的一些问题。
类型。很简单，一开始接活儿时给我的任务就是公安戏。只不过我在构思故事时尽量地借用了很多谍战剧的类型元素，以达到故事悬念更抓人的目的，但原有的那些要求，比如表现共产党进城后如何摸索着管理城市，如何为人民服务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命题作文的一部分，是必须有的，甚至过程中还应有关人员要求对这些内容进行了补充加强。我已经尽力把这些“规定动作”跟我们设计的“自选动作”糅合在一起来表现了，但是不是观众看起来仍会感觉到有黏贴的痕迹，我不敢说没有。——因此，我自己对这部戏的类型定位是“带有较多谍战片元素的主旋律正剧”。
旁白。旁白是剧本里本来就有的，后来根据剪辑的结果又增加了一些。当时决定用旁白的主要原因是想尽快推进剧情，避免交代一些表现力不强的过程，还有就是试图加强对人物主观感受的渲染。剪辑之后加的一些旁白，其实也有纯粹只是为了补窟窿的（素材不够用或者剪去一些东西后情节接不上了），但很少。后来在网上也看到一些观众说旁白太多了，烦人。这个问题应该确实存在。我帮着剧组调剪辑版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旁白有太多，但播出时我自己也感觉到有些地方其实是可以不用旁白来渲染的，因为音乐什么的已经在帮助渲染了，再用旁白可能就过犹不及了。这个分寸，作为编剧其实是不好把握的，因为写剧本的时候很难设想制作全部完成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具体效果。这是一个教训，只能期望自己将来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好的处理能力吧。
历史真实。这个问题是这样，其实很多细节都是经过研究调查的，一些历史人物的生平也都基本合乎真实，比如台词里提到的李克农啊白崇禧啊陈云啊什么的，都是直接跟故事的背景贴合的。程樯的履历，包括抗联、留苏、延安，全部是确有其事的，当然，宋红菱是完全虚构的。军统滨江组、反动会道门叛乱、楚鹏飞暴动（原型叫姜鹏飞）、进城大赦、搞联防和户籍登记、收编伪满警察、关闭妓院烟馆、山东干部支援北满、日本战俘等待遣返、开拓团、共产党干部被暗杀什么的，这些都是确有其事的，只不过融进故事主线之后，可能看起来像是虚构的，——所谓坂垣军火，则是完全虚构的。当然，关东军留下军火，伪满特务卖情报，这个在当时的背景下，其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我们竭尽全力把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有机地融入虚构的故事主线里，尽可能避免单独地进行表现，这也算是一个心得吧。这么做主要还是为了不拖叙事节奏的考量。当然，是不是还能做得更好更圆润，这是可以检讨的。
至于步话机、枪械种类、金条种类这些东西，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仔细了解才敢使用；但是不是完全正确，我不敢保证，毕竟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有资料都只是来自于网络。
口音。当时在哈尔滨的共产党队伍，很多都是来自延安啊山东啊华北啊，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口音是正常的。其实当时中国人的口音本来就很杂乱，因为传媒主要是纸媒，所以普通国语是不那么通行的，大家各说各的方言。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写伪警察的时候，在台词上对东北话的处理是不够的，完成片里的一些东北表达习惯是刚毅等演员自己改造的。我们整个编剧团队里一个东北人都没有，所以台词上没能做到本地化，——如果可能，本地化一些可能更生动一些。所以，对于立志做编剧的年轻人来说，熟悉中国各地的方言，掌握不同的表达习惯，是极有帮助的，也应该是必修课。
剪掉的戏。据说刘江导演称剪掉了十集的戏，我可以作证，这个说法差不多是准确的，因为我看过粗剪版，也看过精剪版。当然，对于剧本来说，剪掉的集数没那么多，但相对于粗剪版，确实剪掉了很多很多。剪掉的原因我猜主要是有些戏拍出来效果不太好，尤其是一些动作戏，比如，程樯和宋红菱重逢本来不是在宋红菱家中，而是在火车站，一场动作戏里，那场戏在剧本里是很精彩的，没出现在完成片里，非常遗憾；而杨景修在剧本里和粗剪版里都不是死于现在的这场戏里，他后面还有戏，单枪匹马跟程樯死磕什么的，但现场执行的导演把它拍得有些过于风格化，所以剪掉了；还有就是长春线（关浩天、韩秋池）剪掉了很多场次的戏，原因上面提到了；还有就是为了在场次与场次之间拧紧接口而剪掉的部分。刘江导演下剪刀确实是心狠手辣，杀伐果断，让编剧心疼不已。但他是对的。美剧下剪刀更狠。我自己几乎不看国产剧，只看美剧，主要原因就是大部分国产剧实在是叙事节奏太慢了，没耐心看完。
其实在剧本阶段还有很多更细致一些的戏，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感受。比如汤文璟对程樯的感情，原本是一条完整的情节线，在完成片里已经被大大弱化了。还比如，我们原本为石明喜设计了关于他的家庭的一些戏，他有个老娘，老娘撺掇他追求汤文璟什么的，后来在开拍之前为了压缩拍摄周期也都删掉了，他老娘只在台词里出现过。拿掉这些戏，当然多少会损失人物的完整和丰富性，但确实也有效提高了主线的推进速度。这里面有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叙事技术上还不够高明，没能做到鱼和熊掌兼得。我自己通过这部剧的写作，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个特点或者说是毛病，就是对次要人物也特别关注，设计次要人物时特别兴奋，可能往往因此导致了次要人物喧宾夺主的问题；而刘江导演狠下剪刀，对我的习惯其实是有矫正作用的。但愿自己将来在这方面能处理得更明智吧。
表演。这个我不好评价。但是，王千源跟我们想象的人物几乎是一样的，他确实很会演戏，对节奏的把握非常好；诗诗虽然跟我们最初想象的不太一样（剧本里的人物在气质上更硬一些），但越看越好，习惯了之后我觉得她就是宋红菱；曹炳琨啊张晞临啊任正彬啊寒青啊刚毅啊李梦啊这些演员，都很好地完成了角色。整体来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绝大多数演员的表演都合乎剧本的设定。要特别说明的是，刘诗诗是一个用功的演员，她有自己的表现方式，有特别有光彩的一面，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表演简单，很多时候，我看到她心里确实是有的，我能看到她眼神里的东西，是有层次的，只是比较收敛，可能有些习惯于看那种露在外面的小品式表演的观众不太习惯她的表演方式而已；而且，她是一个很好合作的演员，人品好，有分寸，敬业，这一点在众多年轻的女明星里是难能可贵，甚至凤毛麟角的。作为编剧，我感谢刘诗诗帮助我们完成了宋红菱这个人物，我觉得诗诗将来还能有更多更好的演出，我祝福她。
结尾。为什么程樯要单独去楚鹏飞的指挥部？虽然现在的播出版本里做了一些解释，兵力不足所以不能分兵什么的，但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我也觉得一个人要干掉那么多敌人实在是有点难为他了。这个情节在剧本里不是这样设计的，原来是一场全剧最大规模的战斗场面，打了很久，宋红菱在乱战中被楚鹏飞开枪打死的。改成现在这样，我猜可能是因为我们写的那场戏实在太难拍了吧。其实剧本里还有一些情节在实拍时做了简化的处理。导演在现场改戏，很多情况下都有其特殊的原因，并不是编剧能掌握的，这个是影视剧制作的常态。
制作。这个问题我不便评价。剧组有剧组的难处。但我要说，如果拍摄周期多一些，整体的成色肯定是会好一些的。
人物名字。是的，很多同事和同学都发现剧中的一些人名是系里老师学生（比如金宇轩、高雄杰、周雅露、关浩天、朱先庆、史昭、韩秋池）或者我的朋友（比如程樯、范东阳）的名字。为什么要用自己周围人的名字呢？因为生造的名字用起来总觉得是假名字，用生活中的人的名字给剧中人命名，则感觉心里有底气。这仅仅是习惯问题，如果一个编剧对自己虚构的人物足够自信，或许也用不着这么做吧。
团队。编剧团队除了我之外，执笔文学剧本初稿的是杨凯麟、龙小山、黄苑、刘博翰、韩一菲、李晓鸥；陈泰龙作为跟组编剧在开拍后对剧本进行了一些有帮助的修改；范川在开拍后对剧本提出了一些有帮助的建设性意见。他们都是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影视编导专业的毕业生，我曾经教过的学生。如果这部戏在剧作上有优点，那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如果在剧作上有失误甚至错误，责任全部在我这里，跟他们没有关系，因为剧本的走向设定和质量控制，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我感谢他们陪我完成了一个用心讲述的故事，如果最终的成果触动了一些观众，当然是我们所期望的；如果未能做到，至少我们自己享受了跟我们的人物共同生活的那一段快乐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