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保守主义价值观代表的是一种肯定性的思维习惯

如果选一位在世美国著名导演中最突出最著名的右翼－保守主义者，毫无疑问便是前不久还为被大部分好莱坞影人唾弃的特朗普站台的“老牛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日暮之年的伊斯特伍德，越来越像晚年的黑泽明，对于自己一生信奉的那套价值观、人生法则、处世态度丝毫没有怀疑，并且在作品中用更为坚定的姿态斩钉截铁的宣扬出来，向世人一次次袒露心迹。《萨利机长》又是一部这样的作品。

中国知识界一直为左右之争困惑，常常为左右之定义与分辨纠缠不清，其实如果我们以最原教旨主义的角度切入，区分左右派并不困难。左派，激进主义者的核心思路，永远是否定的、批判性的，永远看到的是事物中需要被否定的一面。反之，右派，所谓保守主义，最核心的思路，永远是以肯定的方式分析、切入事物，保守主义在中文的语境中似乎是一个负面的词汇，但它的要义其实是要准确的抓住需要肯定的事物，然后保住，守住。肯定性思维是保守主义者最根本的思维。如此来看，这两种立场本身没有先验的对错之分，关键是如何把握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对伊斯特伍德来说，惩恶扬善、开拓进取、个人主义、经验主义、家庭秩序、男性至上、职业伦理，都是他认为的人身在世最重要的价值观，这套价值观不论世情如何沧海桑田，都要保住，守住，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守则，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精神。这套价值观从根本上决定了《萨利机长》的叙事策略与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比重。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萨利机长》，按照好莱坞近些年的处理方式，比较容易拍成事件化电影。像是《逃离德黑兰》、《菲利普斯船长》，这两部电影都是以起伏跌宕的方式打造高度戏剧性的事件发展流程。依靠最古典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策略一路硬挺到底的《逃离兰事件》甚至拿下了奥斯卡最佳电影奖。事件类电影有一个顽疾，观众在观看此类电影的时候确实紧张，投入，认同，但看过之后又很容易淡忘，要记住情节总是困难的，而鲜明的形象总是铭记于心。从这个角度来看，《萨利机长》正好与之相反。伊斯特伍德没有将紧急迫降的奇迹事件给予高度悬念化的处理，他没有试图去让观众为究竟能否平安降落这样的悬念所牵引。换句话说，事件本身的戏剧化程度并非他所关心的。影片一开场就给出了奇迹般降落的结果，之后以并不连贯的策略，以正叙、插叙，倒叙的方法，不断的还原、拼贴事件的经过，这一切的指向都非常明确，那就是影片最核心的议题：萨利机长选择在哈德逊河降落的方式是否违规操作？因为电脑模拟证明，返回机场是更好、更安全、更合乎理性的策略。在这里，人性、人情、人伦与工业化生产、工具理性、程序正义这些人类启蒙时代以来产生的最经典的理性主义价值观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当然影片并非简单的反理性主义，而是强化经典人文主义精神在当今这个时代依然具有的拯救能力。

伊斯特伍德将此种冲突设置为影片最核心的冲突，而萨利机长的形象塑造成为展现这种冲突的关键。当观众越是认同萨利的英雄形象，便越是认同伊斯特伍德所要坚守的价值观。伊斯特伍德塑造英雄形象向来得心应手。汤姆汉克斯罕见的以白发、白须的形象出场，虽然苍老但是沉稳又不失矫健，估计老牛仔要再年轻十岁这角色就他亲自上马出演了。

让角色在压迫性的环境中作出抉择，从来都是塑造角色的捷径，伊斯特伍德当然深谙此道。萨利作为机长，天然的就要承受压力。在影片中他的家庭也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压力毋庸置疑。事件结束后面临的调查，是英雄形象再确认的过程，也是另一种压力之下的形象塑造策略。影片中三位最后一分钟登机乘客的形象设置最能看出编剧的用心。这三位登机者，从不幸、到幸运、到不幸、再到幸运，之间戏剧性的奇迹之旅，正是这次奇迹事件最集中性的投射，而之所以会有幸运、有奇迹，还是因为萨利机长的英雄行为。影片有不少篇幅是表现在哈德逊河上的救援行动，这种救援越是成功，就越是凸显萨利机长形象之伟岸。除此之外，我们一方面看到，在酒吧服务员、酒店服务员、超市收银员、乘客、同事、媒体报道、妻子家人的视角中，萨利是当之无愧的拯救者、英雄的化身，但是调查委员会的职责又决定了他们必须以“客观”的方式评判真相。所以影片的高潮段位，并非是通常此类电影常常会出现的机长最后一分钟拯救成功，而是在听证会上，用模拟还原的方式证明了萨利机长关键时刻所作所为的正确性，而这种正确性是建立在高度依赖个人主义、经验主义的基础上。高潮段位是对萨利机长英雄形象的封闭式盖棺定论式终极打造。

约翰•福特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电影的古典时代，在《青年林肯》中用神话的方式再塑美国的建国起源，而在如今这样一个高度去魅化的电子－虚拟－平面时代，不论我们对保守主义价值观怀有如何的偏见，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历史的存在性，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真空的现世环境中。《萨利机长》正是以最伊斯特伍德的方式提醒我们这一点。